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國農民工已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200萬人迅速增加到目前的2億人左右。如此龐大的人群涌入城市打工生活，巨大的消費潛力已使農民工成為城鎮、農村居民之外的消費"第三元"。
但半月談記者采訪時發現，當前農民工普遍消費愿望強烈、消費信心不夠、消費能力不足 ，消費支出主要用于租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農民工作為消費"第三元"的巨大潛力還有待充分釋放。
老中青三代農民工的消費清單
今年57歲的王顯春在重慶一家建筑公司做雜工，月收入1000元左右。他和老伴在城里租了一間房，月租150元。王顯春告訴半月談記者，他打工掙來的錢大部分用于維持基本生活，看病是一項很大的開支，經常要花掉他的一大半打工收入。"看病太貴啊，消費不起。"因此，王顯春并不想在城里長期居住，打算"掙了錢就回老家"。
大部分老年農民工一般是把打工收入寄（帶）回家，他們的主要消費場所還是在農村。對比之下，20歲上下的農民工則對城市生活充滿了強烈渴望，在消費觀念上非常放得開。
今年剛20歲出頭的浙江衢州人陳老五已在杭州打工2年，擁有一份令同鄉羨慕的工作──水電工，工資外加到處接活，年收入4萬元不成問題。
小陳告訴半月談記者，他每年固定的支出大致是這樣的：房租費4000元，水電費600元，移動電話費3000元，抽煙費8000元，伙食費10000元左右。業余時間，小陳還和小老鄉們一起唱唱歌，打打牌，上網聊聊天，或去逛夜市買些百元左右的衣服，一年下來存不了什么錢。因為嫌騎自行車太慢、太累，最近，小陳新買了一輛2000元左右的電動車。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吳錦良認為，新一代農民工出生于改革開放之后，大多數有初中、高中學歷，幾乎沒有務農經歷，負擔很輕，所以在消費觀念和行為上有"向城里人看齊"的明顯特征。
介于這兩個農民工群體之間，"上有老下有小，中間是自己"的中青年農民工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比較復雜，往往徘徊在保守和開放之間。
今年34歲、在浙江溫嶺打工已7年的湖北人陳緒鳳告訴記者，她每年的固定開支是電話費840元，零食加上朋友聚會6000元。"我一般不參加唱歌等娛樂活動，也很少出去逛街買衣服，外面消費太貴。"陳緒鳳說，"等我掙夠了女兒上大學的費用，我就回老家。"陳緒鳳每年能存下來不少錢帶回老家，給女兒交學費，其余部分攢起來準備蓋新房。
農民工的消費渴望與現實差距到底有多大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受制于有限的消費能力，租房、子女教育和看病是農民工消費的三大重點領域，與之相呼應的"民工經濟"也在一些城市的城鄉接合部發展壯大。
杭州城北沈家橋村村民老馬家里剛剛建了一幢5層新樓，每層6間房。她計劃將第三層至第五層租給附近的農民工，每間房月租150元。由于周邊是農民工聚集地，老馬一點都不擔心房子租不出去。
子女教育也是農民工消費支出的重點領域。今年30歲、在杭州做泥水工的鄭榮身邊有一個7歲的女兒。鄭榮告訴記者，城里雖然有很多民工子弟學校，但考慮到接送方便，要想找一個合適的學校還是挺麻煩的，"寧愿大人苦一點，也要讓小孩讀得起書"。
2007年9月，杭州市江干區唯一一所農民工醫院──江干區彭埠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掛牌。迄今醫院已經發放了1萬多張"便民就醫卡"。李東華醫生告訴記者："農民工看病很'挑剔'，一要便宜，二要管用。"
但隨著工作的穩定、家人的投靠以及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一部分農民工的消費觀念開始升級換代。農民工朱文現一家5口人在重慶市南川區城郊租了一套3居室，添置了電視機、洗衣機、飲水機。對于未來，朱文現有一個美麗的夢：一直住在城里，把孩子供到念大學，50歲以后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有一輛車出去旅游。但每月1800元的工錢又讓他感到圓夢的艱難：除卻家庭基本生活開銷和2個孩子的學雜費用，一年打工收入所剩無多。所以，朱文現現在"不愿意消費"，而是為10年以后的幸福生活拼命攢錢。
重慶市利民勞動保障咨詢服務公司最近就農民工消費問題展開的一項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想繼續留在打工城市，部分人還表達了在服飾、購車、旅游、購房等方面的消費愿望。但城市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又使得這些夢想搖搖欲墜：要么節衣縮食淹留城市，要么努力存錢再回農村。殘酷現實與浪漫理想的激烈撞擊，使得農民工的消費沖動普遍被抑制。
釋放"第三元"消費沖動，關鍵是要給農民工市民待遇
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是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向。
對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告訴半月談記者：擴大內需應該建立在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基礎上的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提高億萬農民工的消費能力。要提高農民工的消費能力，就要去邊緣化，從制度上對農民工的"新市民"身份予以確認，在就業、教育、醫療、勞動報酬、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上，使農民工與城市職工享有"同城待遇"。
農民工問題研究專家、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認為，當前，農民工在城市的消費還面臨一些制度性障礙，如就醫、買房、子女上學等方面存在的戶籍瓶頸，使得農民工無法享有與城市職工同等的待遇，心理上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在北京，一些頗有成就的農民出身的企業主，寧要幾臺車，不買一套房（除非是用于投資），表現出一種對城市的疏離與排斥。江蘇省委黨校教授嚴翅君認為，不同的身份往往對應著不同的消費方式，把農民工轉化為新市民，是推動農民工消費方式轉變升級的重要環節。
擴大就業，增加農民工收入也是拉動農民工消費的重要環節。在城市里，同樣的收入，農民工干的大多是危險性大、工作量大的工作；同樣的工種，農民工的收入要比城市職工低很多。要增加農民工收入，必須要做到同工同酬。
缺乏社會保障是影響農民工消費信心的又一外因。黃樂平說，農民工有錢為什么不愿意花？說到底還是不敢花。因為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在養老、醫療、失業甚至包括工傷方面依然沒有享受到充分的社會保障，如果不盡量儲蓄，晚年生活就可能無所依靠，萬一有個什么病患、意外，就得靠借貸過日或者聽天由命。因此，要讓農民工敢把手中的錢放心地花，就必須讓其切實享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等社會保障待遇。（半月談記者 傅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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