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與外界接觸的渴望 ”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什么時候第一次聽說鄧小平的名字？
賽奇：我在來中國之前就聽說過鄧小平了——那個時候，只要對中國有點興趣，都會知道他的名字。不過，我在中國上大學的時候，雖然學校老師知道我們這些西方人對鄧小平很有好感，但從來不和我們談及這個話題。直到有一天，我記得是粉碎“四人幫”以后不久，我的一個老師興沖沖地跑進我的宿舍，說：“托尼，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肯定讓你很高興??”
“我知道，鄧小平恢復職位了是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聽了BBC。”
那個時候，我聽到身邊的中國人都在興奮地談論：鄧小平回來了！大家會漲工資，下鄉的知青會很快返城與家人團聚，政治斗爭會結束。
我剛到中國的時候，我們這些外國人是不允許有中國人同屋的。但粉碎“四人幫”、鄧小平恢復職位以后，學校馬上就安排一些中國人和我們一起住。他們大多數是曾經在蘇聯學習物理、化學等學科的人，安排和我們同屋是為了學習英語，因為他們馬上就要被派去英國和澳大利亞深造。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渴望與外界接觸、向世界學習的前所未有的熱切心情。
中國新聞周刊：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你對中國今后的發展有什么預期？
賽奇：我想，當時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意識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發展的一個轉折點。直至今天，我在哈佛給學生講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講解內容。
即便如此，我萬萬沒想到中國從此會發生那樣天翻地覆的變化。
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在你看來，什么是中國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
賽奇：事實上，當年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當今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國有企業改革，這個問題比農業改革或者發展特區經濟都要艱深復雜得多，其次是逐步建立現代的政府結構，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在現代社會不斷發展、經濟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趨勢下，逐步建立一個負責任的、透明的政府。這兩方面無疑是最困難的。
我想，中國新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很重視民生問題，也將農村地區的發展列入首要解決的問題。當然，上述問題不是幾年間就可以妥善解決的，需要至少一代人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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