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研究機構唯領導之意圖是從，政府當然也就無法從那里獲得真知灼見，那些所謂的智力產品也就無助于提升政策與立法的理性程度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日前成立。該中心擁有超級陣容，其目標也十分宏大：著眼于國際經濟方面的重大熱點焦點問題，開展戰略性、宏觀性、前瞻性研究，并試圖直接影響高層的決策。
人人都承認，中國需要更多智庫，需要具有更高水準的智庫。因為，中國目前的發展已經到了相當關鍵的轉折點上，面臨諸多內外挑戰。僅從內部來看，過去若干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目前的增長速度急劇下跌，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現象，還是長期的結構性現象？高速增長期是否已經結束？未來的增長態勢是什么？同時，高速增長也一直伴隨著結構失衡的日趨嚴重，比如，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逐年擴大。這些失衡對長期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將產生何種影響？如何解決？
當然，在社會、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領域，中國面臨著甚至更為巨大而復雜的挑戰：政府管制與社會自治將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滿足民眾對民主的政治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將如何推進？中國文化將如何在傳統在西方之間取得平衡？如此等等。
可以說，中國迄今仍然沒有完成李鴻章一百年前所稱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需要的轉型。而要順暢地完成這種轉型，既需要民眾的勇氣，領導人的智慧，也需要足夠的理性。唯有綜合這三者，中國這個共同體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斷，制定出合理的方案，減少不必要的彎路，建立優良治理之基本制度框架。智庫的價值正在于它們能夠給社會的理性之作用發揮，提供渠道。它們可以為公共問題之解決，提供理性的解決方案。
當代中國，研究機構并不匱乏。首先，中國有世界上很少見的國家性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社科院、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等，他們之設立就是為了服務決策；其次，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大學。上述兩類機構盡管承擔著純粹學術研究任務，但有大量學者專門以承接公共問題研究的項目為業；第三，中國的各個政府部門都有屬于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機構，和屬于事業單位的專業研究院所；第四，中國也有世界第一的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有人統計說，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政府為目的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大概有2000個，數量已經超過智庫發展最發達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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