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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拿到購車指標已是難上加難。
2011年發布“限購令”以來,北京搖號分配車輛指標的中簽比已經從最初的1:10.6降到了1:84,而隨著今年更加嚴格的汽車限購新政的出臺,這個紀錄還將繼續刷新,據測算,屆時,中簽比至少為1:132,即132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能中簽。
以北京為范,截至目前,不同的限購政策已經在上海、廣州、貴陽、石家莊相繼實行。上海實行“新增機動車額度拍賣政策”,一個車牌,動輒七八萬;廣州推行“搖號+競價”,政策推行后,上牌車輛增速銳減2/3。
限購政策的本意是要緩解交通擁堵和提高空氣質量,消費自由變成了碰運氣,沒錢的更沒錢買車,好不容易到手的車牌,也不愿意套在一輛小排量的車上。于是,因為限購而導致的購車“貧富差”和自主品牌銷量下滑的情況,正在不斷蔓延。
“汽車限購是不合理的,這損害了老百姓的權利。”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副主任李堃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汽車限購政策只是一種簡單的行政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地方政府的一種“惰政”。
然而,這樣的政策仍然在其他各大城市相繼推進。8月6日,國內兩大城市天津和武漢在發布交通規劃時,不約而同提到將適時考慮采取限購、限行等辦法控制機動車增長。據預測,中國最擁堵的25個城市或將在2015年前后紛紛限購。
擁堵,實際上是大城市的城市病。規劃不合理、區域功能不明晰,必然增加居民的出行量,導致擁堵。
治好城市病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較之優化城市道路、發展公共交通、倡導綠色出行、建設衛星城鎮甚至調整城市規劃等費時費力費錢的舉措,一些城市的政府“一限了之”的沖動并不難理解,但限購之外的其他工作,終究是要一步一步做好的。
搖不上的北京車牌
最近,家住北京的王莎(化名)接到了和自己有協議的租牌公司的電話,稱與她的兩年租牌協議“優惠價”即將到期,對方要按照市場價格重新評定她的車牌價格。
王莎選擇租車牌是因為2011年開始實行的“限購令”。根據《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2011年、2012年小客車總指標均為24萬個,個人指標為總指標的88%,每月26日(2011年)或20日(2012年)實行無償搖號方式分配車輛指標。然而,王莎久搖不中。
“我對搖號越來越絕望?!蓖跎嬖V《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初,因為家離單位實在太遠、孩子太小急需用車,萬般無奈的她與一家出租車牌的公司簽了兩年的租牌協議。協議規定,王莎每年需要向公司支付6000元租牌費。合同條款對王莎來說非??量?,比如“違章事故都由租牌方負責”等等。但即便是這樣,想盡快開上車的王莎決定“簽字畫押”。
明年的租牌市場價大約是多少?根據王莎了解到的情況,至少600元~800元/月。她目前已經做好了“被漲價”的思想準備。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信息分類網站58同城上搜索“租車牌”,各種求租、出租信息讓人眼花繚亂,租牌價格在500元~1000元/月的區間內,租期最短要求半年,長則2~3年。
如按漲價后每月700元的平均租牌價格計算,以北京今年8月參加搖號的155萬人為基數粗略估算(不包括沒有資格參與搖號的人群),以8月1:84的中簽率測算,如果這一部分人都因為搖不到號,需要租賃車牌,那么這個市場需求的潛力或將超過10.72億元人民幣。
曾經,為了保障銷售量,一部分汽車4S店也為顧客提供“租牌業務”,但是隨著媒體曝光,4S店也變得越來越謹慎。記者以購車者身份前往部分4S店了解情況時,大多數都表示自己只賣“裸車”,只有少數4S店表示對某個檔次以上的車輛(超過30萬元)提供租牌服務。
“我曾經也想過上一個河北或天津的外地牌照,但最終放棄了。看到未來新政可能要對外地車輛進京實行更嚴格的管理,我慶幸自己當初做了正確的決定?!蓖跎f。
據媒體報道,北京交通委2014年將進一步嚴格指標配置數量,今年11月底公布的更新版“限購令”將對外埠車輛進行嚴格管理,“凡進入六環路內(不含)的外埠車輛必須辦理進京證,外埠車輛高峰時段不得進入五環路內和遠郊區縣城關鎮”。據測算,明年的中簽率至少為1:132。
一直駕駛著外地車牌的李南之(化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北京這個一出門就上了“五環”的地方,他隨時隨地都處于挨罰狀態。一直以來,因為熟悉線路,進京證長期處于過期狀態的他,總能躲過攝像頭,也鮮少被交警攔下。不過,新政出臺讓他多了幾分擔憂。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副局長劉恕介紹,對于不遵守北京市五日制限行和高峰時段限行規定的外地牌照車,“將通過科技手段和嚴格的路面執法,盡可能杜絕這種打‘擦邊球’的行為。”
在一個名為“北京搖號群”的QQ群里,一位“搖友”無奈地感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搖友”們的對策總能被管理者輕而易舉地打破,只是他搞不明白為什么管理者不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交通治理上。
“北上廣”領頭,限購風蔓延
事實上,上海市是全國最早采取措施“限購”的城市。早在1994年,借鑒新加坡模式,上海市政府已經采取“新增機動車額度拍賣政策”,對中心城區新增私車額度進行總量調控?!芭摹弊终呦拢滦略雠普詹坏?萬輛,車牌價格應聲逐年看漲。
《中國經濟周刊》整理2013年拍賣記錄發現,在上海,每月拍賣的車牌量在9000到1萬個之間,今年1—8月,平均中標價為8.06萬元。今年3月,上海車牌月平均中標價曾高達9.19萬元?!芭票溶囐F”成為自主品牌繞不過去的心頭痛。
雖然與北京居民相比,擁有一塊滬牌并不需要“等待數年”,但用車成本之高仍然將許多潛在用車者排除在外。為了能使用車輛,消費者不得不“出走”,轉而向周邊省市乃至內蒙古等地上牌,反而更加大了對牌照的監管難度。沿著“看不見的手”的政策思路。8月末,新版《上海市交通發展白皮書》出臺,首次將征收擁堵費列為政策儲備。
2011年,北京汽車限購之后,進一步影響了全國其他城市的政策導向。北京工業大學交通工程系副主任陳艷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城市建設看北京”,政策效仿可能也是地方政府選擇限購的原因之一。
2012年6月30日,一紙《關于廣州市試行中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的通告》讓眾多廣州市私車需求者走上了“搖號+競價”的道路。廣州每年無償搖號1.2萬新能源指標、6萬普通指標和4.8萬個有償競價普通車指標,比例為1:5:4。同時,舊車置換業務上,《通告》規定,新車排量不得大于舊車。廣州市祭出了“組合拳”。
政策實施后,廣州市月上牌量僅為7200輛,銳減2/3。試行一年之后,《通告》已于今年7月升級為《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試行管理辦法》。
除“北上廣”外,貴陽是第一個實施“限購”政策的省會城市。2011年7月11日,《貴陽市小客車號牌管理暫行規定》的出臺讓許多4S店上演了“末班車的瘋狂”。貴陽限購的具體做法是:專段號牌每月指標2000輛,無償搖號上牌。普通號牌沒有數量限制,但是不得駛入老城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貴陽市交警支隊方面負責人否認這是對汽車限購,而只是為緩解老城核心區交通壓力,將牌照號和通行權相結合的“限行”。
今年6月18日,石家莊市政府出臺《石家莊市大氣污染治理攻堅行動實施方案(2013—2017年)》,以空氣治理為目的,對機動車實施限行、限購。自2013年開始,石家莊市每年新增機動車控制在10萬輛以內,限制家庭購買第三輛個人用小客車;自2015年起,每年小客車增量配額為9萬輛,按照每月7500輛進行配置。
7月10日,中國汽車協會預計,將來,天津、深圳、杭州、成都、重慶、青島、武漢等城市都可能實施汽車限購措施。通用中國總裁蘇瑞博(Bob Socia)更是預計,中國最擁堵的25個城市或將在2015年前后紛紛限購。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城市經濟研究室主任劉治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未來10年內,我國2億多人口會快速城鎮化,大城市將會繼續膨脹,而地鐵建設的速度和公交體系的改善需要時間,供求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大。
“搖號既不是一種政府行為,也不是一種市場行為,可以說是一種天命行為。”劉治彥表示,“搖號”政策,更像是一種“運氣”和“概率”的選擇,可能更易于為中國人所接受。即便是通過“計劃”來調控總量,政策仍不能離開公平的原則。
陳艷艷認為,許多低收入人群或會因牌照拍賣而無法獲得道路使用權,而有財力的高收入人群并不一定是需求的最緊迫者。
針對一二線城市推行“限購”的政策傾向,陳艷艷認為,地方政府不顧自身實際,盲目照搬“北京經驗”,交通建設規劃機動化,實在是“城市病”的重大隱患。地方政府并不是在限購政策上“走上了北京的路”,而是限購之前,其城市發展模式就已經在效仿北京。
政府“惰政”治標不治本
為什么要限購?主要理由無外乎緩解交通擁堵和提高空氣質量。
然而,限制住了需求,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嗎?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產業組織研究室主任劉戒驕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城市的交通擁堵有很復雜的成因,和汽車保有量多有關,但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車多。”
汽車行業資深評論員、全國汽車咨詢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張志勇以北京市為例分析:北京市限購政策實施以后,每年的汽車牌照增加量被控制在24萬個,雖然新車牌照的增加數量比原來大幅減少,但是畢竟還是在增長。也就是說,過去一年造成的北京市交通的壓力,實施限購政策以后,這種壓力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分解到更多年份產生。限購,完全是一種典型的“惰性施政”的表現。
“汽車限購是不合理的,這損害了老百姓的權利?!眹野l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副主任李堃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汽車限購政策只是一種簡單的行政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地方政府的一種“惰政”,或許短期內有明顯效果,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擁堵的問題。
天津一汽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黨仁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限購只是減緩汽車保有量的增長,但實際上它還是在增長,所以不可能解決城市擁堵和空氣污染。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限購也影響了人們的購車意愿和選擇傾向,讓更多的人扎堆購車,或者選擇大排量車型等等。
“我很不贊同這種限購的政策,它是一種臨時性的、不科學的決策,我能確定地說,限購不會長久,政府一定會做出調整?!眲⒔潋溦f。
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張志勇表示:“政府治理交通擁堵與環境污染的重點不是限制購買,也不是限制行駛,而是限制使用?!狈至魇且粋€相對中肯的選擇。將私家車使用人群分流到公共交通工具上去,加大私家車的使用成本,同時健全城市公交使用系統。
黨仁表示,解決擁堵和污染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單純限制消費者購車不僅不能解決問題,也不能真正緩解目前的狀況。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政策導向還是應當注重培養消費者形成正確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態度,鼓勵購買小排量的、環保的車型。
陳艷艷提醒中小城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在還未形成對于機動車的依賴時,要提前規劃好公共交通服務系統,使民眾更理性選擇出行方式。
治城市病要從城市規劃著手
交通擁堵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副秘書長羅磊認為,交通擁堵是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和城市的初始規劃建設有關。
“大家過分抬高了創新的概念,不是很務實?!标惼G艷指出,治理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問題,沒有什么特別先進的經驗。還是應當在交通建設規劃上下工夫。比如說建設公交車專用道、拆除可能造成擁堵的立交橋。
“現在看,限購主要發生在人口在500萬以上和10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劉治彥認為,這些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整個機動車,特別是私家小轎車的快速發展并不匹配。“其實就是大城市的城市病,城市發展的一種不健康、不正常的表現?!?/p>
新加坡是世界上汽車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每公里道路平均擁有81輛汽車,這一數字在日本和英國分別為43輛和27輛。但在新加坡實地感受,整個國家交通秩序井然,汽車暢通無阻,基本實現97%的高速公路及市中心道路上無堵車現象。“新加坡也是特大型城市,但新加坡卻是世界上少有的不堵之城,歸根到底,是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做得好。”羅磊說。
“北京的城市布局呈環狀,攤大餅,從一環二環一直修到五環六環,中心區不能采取強有力的疏導,所以環線越多中心就越不堪重負,就會造成堵車?!绷_磊認為,規劃不合理是導致北京堵車的最大因素。
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東南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段進也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目前大型城市的新建城區功能不完善是導致擁堵的一個重要因素。
“城市的功能分區過于單一,居住區僅僅是居住區,滿足不了人們的其他需求,這樣人們必須前往城市的其他區域進行購物、消費等行為,這就增加了城市的總出行量,給城市交通帶來壓力?!倍芜M說,“居住區和工作區、居住區和商業區間隔得太遠,大大增加了城市的出行量,造成了上下班時的人流高峰。”
段進傾向于城市發展“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模式,即公共交通導向型發展,建設“多中心的核心區域+公共交通”,通過加強城市分區的功能建設和公共交通建設,盡可能地減少人口沒必要的流通。
對此,劉戒驕建議北京“把國企單位外遷,使城市中心區的經濟功能盡可能地減弱,大學校區也外遷,僅保留政治、文化功能,使城市的出行量減少,中心城區也就不會那么堵”。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治堵經驗
新加坡:城市規劃做得非常好。組團式的城市區域建設,交通上利用快速路網聯系大區域,區域內有完整的交通密網線路,使得區域間的通行非常暢通。
中國香港:因地制宜。香港島地形崎嶇,沿著城市等高線進行了合理分區,分為了上環、中環和下環,互相不干擾,進行了良好的交通分流。九龍道路并不寬闊,但它采用道路單行、嚴格管理的方式,并且建立完備的地鐵和輕軌,以此來緩解交通擁堵。
德國:鼓勵民眾綠色環保出行。倡導“公共交通+綠色交通”,德國地鐵上有專門的自行車停車位,鼓勵民眾騎自行車出行。
日本:“軌道交通”治堵。東京修建了龐大的現代化的地鐵系統,道路交通管理的科技含量高,ITS(智能交通運輸系統)產業化為交通管理和服務技術及產品的開發應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東京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覺悟很高,不少政府官員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
法國:巴黎市內主要路口的紅綠燈附近均設有測速儀,自動分析道路暢通程度,及時更新反饋至巴黎市警察局交通指揮中心系統,幫助其自動調控不同方向的綠燈通行時間。法國交管部門主張更加“兩不罰”,即輕微違章不影響交通者不罰,交通高峰期盡量不罰,目的就是確保道路暢通。但有兩種情況屬于“罰你沒商量”,即嚴重超速和違章停車,后者正是路面堵塞的罪魁禍首。
被限購“誤傷”的自主品牌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張璐晶白朝陽 見習記者 謝瑋 實習生 胡躍|北京報道
有人說,限購政策是汽車工業的一劑“毒藥”。
“我們堅決反對!”8月10日,當問及汽車限購的問題時,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董揚顯得有些激動。
董揚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無論是治理PM2.5,還是治理交通擁堵,我們都堅決反對采取簡單的限購方法來解決問題?!?/p>
根據中汽協的預測,如果預測中的天津、深圳、石家莊、杭州、成都、重慶、青島、武漢8個城市限購政策實施,可能導致每年汽車銷量至少削減40萬輛,接近2012年總銷量的2%。
董揚表示,汽車產業體量大,總產值超過5萬億,增加值占全國GDP的3%左右,汽車產業的稅收占全國的13%;產業鏈長,對上下游的產業拉動作用很大。而汽車限購,對于中國汽車工業和經濟發展都會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
天津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汽車限購的城市?
在很多天津市民的記憶中,曾幾何時,滿街跑的紅色夏利也屬于這個城市記憶的一部分。省錢、省油、維修方便的夏利汽車滿足了許多人最早的汽車夢。
雖然天津的汽車限購還在醞釀之中,但是一種焦慮的氣氛已經在天津的中低端車市場蔓延。夏利A+三廂帶空調車型,已有經銷商給出了約為2.58萬元的報價。對有些人來說,這個價格還不足以購買一只名牌包。
但即便是如此優惠,銷售業績仍然很不樂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銷售人員甚至說出了“我們比消費者更擔心限購”的心聲。長期以來,夏利A+作為天津一汽的低端車型,實惠的價格換來了較固定的客戶群和不錯的銷量,但這同時也成了品牌最害怕限購的原因。
“我們的客戶主要是本地市民,一旦天津限購,對中低端自主品牌的打擊最大?!痹蚝芎唵?,上述銷售人員表示,限購后購車指標難得,消費者肯定會盡可能購買高端車型以避免短期內升級換車。
天津一汽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黨仁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限購政策的出臺,對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生產企業的沖擊是最大的,其面臨的壓力遠大于合資品牌。例如北京限購,受沖擊最大的就是一汽的A0、A00轎車,而這也正是中國汽車自主品牌占優勢的細分市場。
長安汽車新聞發言人江愛群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限購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抑制汽車消費,抑制消費的同時,必然導致大排量高價位汽車的高速增長?!氨本┫拶徶?,長安自主轎車幾家經銷商每年能賣到一萬輛,限購后第一年,銷量就下來了,只賣了4輛?!?/p>
“2013年7月,自主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和銷售成績幾乎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的水平,甚至還不如2008年?!?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董揚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汽協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我國車市銷量增長了12.34%,而自主品牌的市場份額卻持續下降,較上年同期下滑0.23個百分點。
比亞迪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公關部經理楊昭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以前,二三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是自主品牌的陣地,但現在,乘勝追擊的合資品牌也在拓展這些市場。
根據中汽協發布數據,2011年以來,北京新車平均售價激增88%(編者注:因為限購后人們更傾向于買高端車型,所以新車平均售價被拉高),而發動機排量超過1.6升的汽車市場份額同一時期提升了17%。
合資品牌和豪華品牌對限購并不擔憂,很多合資品牌經銷商透露,在北京和廣州限購之后,他們的銷量不降反升。
“汽車品牌不是一兩天就能塑造起來的。”但楊昭也表示,“在產品和技術層面,自主品牌和合資品牌的差距已經越來越小,甚至有些方面自主品牌已經超越了合資品牌?!?/p>
正如北汽福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王金玉指出的,限購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汽車的增長速度,但長期來看,增長不可避免?!?020年的時候,中國汽車的年銷量很可能會達到3500萬輛,限購怎么限?限不住?!?/p>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張璐晶白朝陽 見習記者 謝瑋 實習生 胡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