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繞不開？
他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時可以是一名中國人。
在越來越多的技術(shù)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員保持中國國籍，以便給自己留條就業(yè)機會。這一現(xiàn)象很像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們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現(xiàn)象稱為“太空家庭”，太太在國外照顧孩子，先生們繼續(xù)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時的香港，一方面在許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隨著經(jīng)濟的高速起飛，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與利潤空間，這些正是社會已平穩(wěn)發(fā)展了幾十年，各領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國家所缺乏的。
馬舒重新開始操起老本行，做國際貿(mào)易，最初開始的生意還是與中國相關，即將國內(nèi)的重型機械銷往海外。
馬舒承認，如果是想做生意，賺錢，中國是繞不開的天堂。
李兆，普美藝術(shù)品有限公司總經(jīng)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獲取永久居留權(quán)后，仍然生活在北京。這位留學法國五年的28歲年輕人開車前總習慣性地將ARMANI西裝脫下，掛在車后座，扣上安全帶，才啟動車子。
移民是他“長遠布局的戰(zhàn)略”，他堅信，與國際合作伙伴交往時，自己身上的歐洲氣息與加國身份能拉近雙方的距離與談判的砝碼。并且，這樣的想法已得到越來越多致力于發(fā)展為跨國企業(yè)的商人的認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資移民中，放棄中國國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國養(yǎng)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絕大多數(shù)只是需要獲取PR，兩者之間只是政治權(quán)利上的差異，卻能保證自己以中國公民的身份在國內(nèi)暢通無阻地做生意。
“獲取PR，是為了讓自己更自由，”李兆說，“對于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個人來說，這點至關重要。”相比中國護照的13個免簽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免簽數(shù)量分別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資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遷居獅城，自己在上海繼續(xù)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潤，已經(jīng)很讓人歡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國呢？太一般了。”“這就是中國的好處，”移民對他來說，是給自己留條后路。
在這些投資移民的商業(yè)邏輯中，個人身份與對中國的認同問題已經(jīng)剝離開來，祖國不僅僅只是有著高度文化認同與依賴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場，他們喜歡喝牛奶，并不意味著樂意和奶牛過一輩子，而是把牛奶擠出來，帶走，同時，奶牛場也受益。這樣有什么不好？
孫多菲，美國留學生，綠卡持有者，2007年回國與姐姐開創(chuàng)第五大道奢侈品網(wǎng)購站，低于國內(nèi)專營店的價格使生意很快紅火起來。2008年，孫多菲干脆把哈佛畢業(yè)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來。
在波士頓，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師，小老板也是個中國人，五十多歲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覺得自己再這么呆下去，“閉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的樣子。”
回國后，在正處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業(yè)中，王征很快成為一家兩千人規(guī)模的公司的副總，年薪是波士頓的兩倍。“回到中國，你會覺得整個人生都彪悍起來了，”孫多菲說，“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對于已拿到美國等國家國籍的王征們而言，仍然實行單一國際制的中國國籍法越來越成為國際化生活的障礙。
國務院僑辦專家咨詢委員錢江告訴本報記者，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是在1950年代的萬隆會議上由周恩來總理向東南亞各國承諾過的，以避免東南亞的華人華僑陷入雙重政治效忠的尷尬和危險。近幾年，多有商界、文化節(jié)、知識界高層人士通過與中央高層見面的渠道呼吁實施雙重國籍，這一問題也數(shù)次被高層討論，但很快否決，“在身份證問題、戶籍問題、遷徙自由問題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沒有解決之前，承認雙重國籍，仍會帶來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亞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實施雙重國籍，是國際趨勢，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國家承認或默認雙重國籍，韓國、印度等在轉(zhuǎn)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國家也已開始默認雙重國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動、合作的角度考慮，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糾結(jié)了兩年之后，馬舒終于決定加入加拿大國籍，經(jīng)常在國際間飛行的他需要更實際的安全感，作為加國公民能享受到極其重視與完善的外事保護，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國，他又不得不到中國領事館排隊，作為一名外國人申請簽證。
他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時可以是一名中國人。(文中馬舒、凌霄君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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