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饑餓”計劃
“家庭救助金計劃”是“零饑餓”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是給貧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享受“家庭救助金計劃”的家庭必須持身份和收入證明在當地政府登記，而且每兩年重新登記一次。政府發給符合條件的家庭一個銀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銀行提取現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購物。這種方式把聯邦政府的社會救助金直接發到救助對象手中，避免了被地方官員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幫助貧困家庭脫貧的基礎。盡管巴西實行免費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貧困讓孩子去當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領取救助金與兒童的教育和健康掛鉤，規定15歲以下兒童的上課出勤率必須達到85%，16歲和17歲少年的上學出勤率必須達到75%，七歲以下兒童必須按衛生部規定的日期打預防針，懷孕婦女必須按期進行圍產期檢查。只有憑學校和衛生部門的證明才能繼續領到救助金。
救助金不僅解決了貧困家庭的吃飯問題，促進了教育和衛生普及，而且還成為不少貧困地區主要的資金來源。窮人拿了這些救助金后全部用于消費，從而激活了當地的市場，活躍了經濟，增加了就業。因此，這一計劃受到巴西社會的普遍支持，在國際社會也得到高度評價。
2009年，巴西政府為“家庭救助金計劃”撥款119億雷亞爾，受益家庭達到1240萬戶，受益人口高達4950萬人，約占巴西全國人口的26%。2010年，巴西政府將繼續加大社會項目投入，“家庭救助計劃”的預算增加到137億雷亞爾，比去年增加了15.1%。
合理調節工資漲幅
每年提高最低工資，同時壓低高收入者的工資漲幅也是巴西政府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措施。自2003年盧拉政府上臺執政以來，巴西最低工資額增幅已達155%，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實際增幅達到53.46%。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的統計，2004年至200 8年，巴西的平均工資增長17.3%，但是同期占總人數10%的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上漲了34%，占總人數10%的高收入者的工資僅上漲12.4%，低于全國工資平均增長率。2005年以來，高收入者占全國工資總額的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占總數10%的高收入者占全國工資總額的比例為4 3.3%，2 0 0 8年下降到42.7%。而低收入者占全國工資總額的比例則相應逐年上升。
巴西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度，在公立醫院看病、手術、拿醫院藥房供應的基本藥物和住院都不收費。雖然到公立醫院看病需要排長隊，有的醫院條件也比較差，但窮人還是能得到基本的醫療保障，不至于因家里有人生大病陷入困境。
覆蓋全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對扶貧解困發揮了重要作用。城里人男性的退休年齡為65歲，女性為60歲。只要繳納了180個月的退休保險就可以領退休金。農村人的退休年齡分別減少五歲，只要證明參加過180個月的農村勞動就可以領一個最低工資的退休金。65歲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1/4個最低工資可以向政府申請一個最低工資的補貼。殘疾人也可以申請同樣的補貼。
充分利用稅收手段
征收個人所得稅也是政府調整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巴西實行四級累進稅率，收入越高繳稅越多。但是，用于教育和醫療的費用可以申請退稅。有21歲以下的子女、殘疾子女或24歲以下上大學的子女每人可減稅150.69雷亞爾。
受學校教育程度的差距決定工資收入的差距。巴西的中小學是私立的好，大學是公立的好，而且免收學費。但是，能考上公立大學的基本都是私立學校畢業的有錢人家的子女。為了讓貧困家庭出身的孩子不輸在教育上，巴西政府從2005年開始試行公立大學招生時為公立中學畢業的貧困學生留出一定名額。目前已有30多所公立大學實行這一政策。
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預測，如果巴西能夠繼續保持2003年以來快速減貧的勢頭，到2016年巴西的貧困率將下降到4%，基尼系數將從2008年的0.544下降到0.488，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也有專家指出這個預測過于樂觀，巴西的減貧工作仍然任重道遠。
阿根廷：完善社會保障化解仇富心態
記者宋潔云馮俊揚
布宜諾斯艾利斯報道
阿根廷是拉美國家中貧富懸殊比較明顯的國家之一，但是阿根廷國民中并不存在明顯的“仇富”心態，主要原因是阿根廷政府重視衛生、教育等公共領域投資，使貧困階層可以免費享受教育和醫療。
增長難掩問題貧富差距拉大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阿根廷的基尼系數基本在0.43至0.5之間波動，而國際社會公認基尼系數超過0.4就處于警戒水平。2001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得阿根廷經濟和社會狀況惡化，基尼系數一度達到0.55的水平，此后逐年回落，2008年回落到0.45的水平。
根據阿根廷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報告稱，2009年以來阿根廷的貧富差距逐漸拉大，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擴大到26倍。
根據阿根廷國家統計局每季度進行的家庭情況調查，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在阿根廷全國31個主要城市中，10%的最貧困人口每個月的總收入為三億比索(一美元約合3.82比索)，人均月收入僅為216比索。而該國10%最富裕人口的月總收入為78.45億比索，人均月收入為5669比索。
報告指出，阿根廷10%的最富裕階層和10%的最貧困階層月收入的差距為26.2倍，而在2008年同期這一差距為23.4倍。
報告分析說，近年來阿根廷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是富裕階層成為經濟增長最大的受益者，而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增長速度相對較慢，導致阿根廷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阿根廷試驗和區域經濟中心負責人維多利亞·希亞里索強調，阿根廷經濟經過近20年的增長，貧富懸殊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妥善解決，而且呈現加劇趨勢，值得政府深刻反思。如何讓低收入階層從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受益，使其收入增長速度達到甚至超過全社會的平均水平，是政府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
保障窮人生活化解仇富情緒
阿根廷貧富差距懸殊，但是并沒有因此造成窮人明顯的“仇富”心態和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激烈矛盾。近年來，雖然阿根廷的社會治安狀況有所惡化，但是暴力犯罪事件的矛頭沒有專門指向富人。
阿根廷社會各階層實現和諧共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非常重視在衛生和教育等公共領域的投資，使貧困階層的溫飽和基本生活有可靠保障，因此不容易產生仇視富人和社會的心態。
阿根廷的醫療系統由私立醫院、工會醫院和公立醫院組成。中產階層和富裕階層基本選擇私立醫院，每個月繳納固定費用就可以享受良好的醫療服務。有正式工作的員工則和家人一起加入工會醫院，看病基本免費。公立醫院則面向非正式勞工和失業者，看病就診完全免費，即使是進行器官移植這樣的大手術也是免費。
阿根廷實行醫藥分家，但是藥品價格受到嚴格控制，而且加入醫療計劃或者領取醫院的打折卡后購買藥物可以拿到很高的折扣。貧困家庭則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請，經過社會保險部門核實后獲得免費發放的基本藥物。
阿根廷的公立學校從幼兒園到中學都是免費。貧困家庭的兒童不僅可以免費上學，還可以在學校吃到一頓營養有保障的午餐。
此外，阿根廷政府每年都向低收入階層民眾發放各種津貼，最近還決定向非正式勞工(黑工)和失業者的每個未成年子女發放180比索的補貼，改善貧困家庭的生活狀況。
在阿根廷的勞資關系中，政府和司法部門都無條件傾向勞工利益，勞工最低工資每年都保持上漲。這種做法雖然造成了對勞工的過度保障和縱容，對阿根廷經濟發展和吸引外資造成不利影響，但使勞工的合法權益得到了保證，因此阿根廷的勞工并不仇視企業家和富人。
加大公共投資穩定中產階級
曾經在中國生活多年的阿根廷薩爾瓦多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馬萊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和阿根廷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社會狀況并不相同，但是阿根廷在緩解貧富階層矛盾方面仍值得中國借鑒。
首先，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阿根廷相差不多，但是中國政府的整體財力和投資效率明顯高于阿根廷。不過，中國政府在公共衛生和教育等領域的投資需要加強，昂貴的醫療費用和學費使貧困階層面臨沉重壓力，容易讓貧困階層因為生活陷入困境而產生仇視富人和社會的心態。
其次，中國勞工和企業主相比處于弱勢，因此容易產生仇視雇主和富裕階層的情緒。
馬萊納說，目前中國經濟已經積累了發展的資本，而且正處于調整結構的關鍵時期，因此加強對勞工權益的維護，提高勞工的基本工資正當其時，這對于改善民生、緩和貧富矛盾具有重要意義。
馬萊納同時認為，培育一個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對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阿根廷政府對稅收制度進行了改革，增加對富裕階層課稅力度，減輕中產階級的賦稅負擔，盡可能幫助他們積累財富。
美國：扶貧抑富鼓勵慈善
記者劉洪華盛頓報道
富而且仁，已成為許多美國富豪在超越物質需求后的精神追求，他們中的很多人熱心慈善，把回饋社會、幫助窮人作為自己的一項義務和道德要求。同時，美國政府采用累進稅率、征收遺產稅等政策，也起到了扶貧抑富、鼓勵慈善事業發展的作用。
用好財富是責任
美國富豪沃倫·巴菲特在2006年簽署捐贈意向書，決定向五家慈善基金會捐出其財富的85%，當時約折合375億美元。這是美國和世界歷史上最大一筆慈善捐款，超過許多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
對于捐贈舉動，巴菲特說：“我不是財富王朝的熱衷者，特別是在世界上還有60億人比我們窮得多的時候。”他說，他希望自己的舉動能帶動更多的富豪慷慨解囊。
從洛克菲勒到卡內基，從比爾·蓋茨到巴菲特，在美國，關心慈善事業、捐助大筆善款，早已成為富豪們的一項義務，而如何利用好財富則成為富豪們的一項責任。他們熱心慈善事業的財富觀背后則是美國社會文化的影響。
首先，慈善在美國是一種傳統。許多美國富豪認同卡內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他們把回饋社會、幫助窮人作為自己的一項義務和道德要求。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慈善基金會的蓋茨曾說，巨額財富對他來說“不僅是巨大的權利，也是巨大的義務”。蓋茨是慈善的示范者，他和夫人迄今已向慈善事業捐款300多億美元。
其次，崇尚自我奮斗精神。美國一家財富調查公司的研究報告稱，繼承的財產在美國富翁財產總量中所占比例不足10%，絕大多數人都是白手起家。
國家政策遏制財富轉移
如果說美國富人的慈善意識背后有多種因素，那么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扶貧抑富、鼓勵慈善的政策，則引導富人將財富用于正當途徑。按照美國華裔學者黃靖的說法，美國社會分配的重要特點是遏制財富轉移。
一、遏制財富縱向轉移，即通過征收遺產稅等方式，避免財富在某個家族內部過度集中。以遺產稅為例，美國聯邦遺產法的基本框架由1976年的《稅收改革法》確立，當時遺產稅起征點60萬美元，現上調為200萬美元。遺產稅收征收采用累時稅率，即繼承的遺產越多，稅率越高。但如果富豪捐助慈善事業，則可減免一定的稅費。
據統計，在美國，一些遺產繼承人須繳納的遺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的聯合稅率可能高達所繼承遺產價值的70%。美國獨立商業聯合會的統計數據顯示，高昂的稅費使七成美國富人無法將自己的企業傳給下一代。
盡管有一些美國人認為，征收遺產稅阻礙投資與儲蓄，是對成功者的懲罰，應予以取消。但更多的美國人則認為，征收遺產稅為美國增加了數百億財富。如果取消，將導致政府削減開支或提高其他稅收，從而加重普通民眾的負擔，不利于經濟和社會的穩定。
二、遏制財富橫向轉移，防止富人將財富向國外轉移。
如果說縱向轉移財富還可能將財富留在美國那么將財富向國外轉移等橫向轉移財富則對國家整體財富構成威脅。對此，美國一直進行嚴格管理。奧巴馬政府上臺后，更是通過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全面加強對富人的稅收管理，集中打擊偷稅、漏稅等行為。這樣的管理也促使富人更加明智地使用財富，尤其是將財富用于養成善事業。
實行累進稅率縮小貧富分化
不僅是遺產稅，美國整個稅制都傾向于促進財富均衡分配，實行累進稅率縮小貧富分化，促進社會公平。
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占美國總人口0.1%的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占據居民總收入的9.1%，而他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居民個人所得稅總額的17.4%；此外，占美國總人口1%的富人年均收入超過32.8萬美元，他們的收入總額占社會總體收入的19%，而他們繳納的稅費則占稅費總額的36.9%；年收入在三萬美元以下的美國人超過美國總人口的50%，他們的收入總額占居民總收入的13.4%，但他們繳納的稅費則只占稅費總額的3.3%。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通過實行累進稅率，確保了富人多納稅、窮人少納稅，從而實現了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同時也有效化解了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社會分化問題。
慈善基金會管理嚴格
在美國，富人熱衷慈善事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各類慈善組織管理嚴格，消除了人們對善款可能被濫用的擔憂。
以蓋茨基金會為例，由于深知丑聞會對慈善基金會造成致命打擊，該基金會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以確保運作透明且高效，慈善基金能用得其所，善款不被揮霍浪費或貪污。
根據該基金會的章程，工作人員不能接受受益方贈送的任何禮品；工作人員須回避與自己有親戚關系等利害關系的受益方接觸；工作人員的家人不得申請基金會提供的各類獎金。
蓋茨基金會還明確表示，歡迎外部監督，并設置了熱線電話；如基金會存在違法操作行為，還歡迎人們直接向司法機關舉報。
為避免卷入糾紛，蓋茨基金會不參與政治事務，不向宗教組織和個人捐贈。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上網查看基金會相關項目的具體要求，符合條件者可直接填表申請。
當然，并不是每一位美國富豪都有慈善之心。華爾街富豪們的奢華生活一直頗受外界詬病，這也是華爾街在美國名聲不佳的重要原因。但從總體上看，美國超級富豪相對較為低調，熱心慈善，這有助于整個美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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