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汶川地震使中國的公益和慈善事業得到了一次全面洗禮。本版曾刊發報道《誰來執掌760億元地震捐贈》。如今，面對西南大旱，“5·12”經驗能夠提供何種參照？在中國的慈善的體系里，再次問一句：誰來執掌旱災捐贈、公眾捐贈如何得到最有效的使用？這，或許并不是一個杞人憂天的問題。
并不是西南旱區的每一個村莊都陷入了絕望。
至少在云南省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拉市鄉海東村并非如此。4月13日，已經是水庫開閘放水的第四天，只要灌溉情況符合預想，村民們很快就可以種苞谷了。在這場百年不遇的大旱中，能夠進行正常的春耕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幸運。
“2010年將是一個旱年。”早在去年9月，于曉剛看到拉市地區的水庫時就已經作出了這樣的預測。他是云南本地的一家NGO(非政府組織)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的主任。當時，水庫的蓄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這名草根NGO負責人向自己參與組建的拉市鄉東灌渠用水戶協會建議，必須“舍小春，保大春”了。
2600多名當地村民是這個用水戶協會的會員，用水規劃需經過集體同意。他們決定聽從于曉剛的建議。“去年下半年應該放4道水，最后只放了一道水”，并且放棄耗水的小麥種植，全力灌溉當時正在冬眠、需水量較少的果樹。
半年前的預測如今已得到證實，海東村的村民們正在慶幸他們作出了正確的選擇，“說不定，今年還能種上辣椒、蘋果和冬桃”。
于曉剛曾因“開創性的流域管理計劃”而獲得被譽為“綠色諾貝爾獎”的戈曼環境獎。在美國的領獎臺上，他被稱為“最重要的無名英雄，為了保護自己祖國的環境而奮斗”。但是當這個幫助村莊度過大旱劫難的民間環保領袖回到中國，卻常常發現，自己難以申請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會的資金支持。
由于草根NGO的高度活躍，經歷汶川特大地震的2008年，曾一度被視為“中國NGO元年”。然而“元年”過后，尷尬仍不少。公募基金會主導下的慈善資源分配不合理，正是中國慈善的尷尬現狀之一。
“我們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們喝不到母乳”
追問指向特殊的“中國式慈善”。
在中國，能夠面向公眾募款的公募基金會并不多。一是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二是中華慈善總會，三是各個部委下設的基金會，如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具有政府背景。”南都公益慈善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說。
這種背景決定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些“中國慈善界的大家伙”很少將捐款交給位處基層的“小草根”。每年，巨額捐款在“大家伙”那里匯攏，之后，除了一些擁有自己項目的基金會外，其余的公募機構將絕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
這樣的選擇或許并非毫無道理，由政府公務員去進行本該民間公益組織從事的活動也非全無益處，至少“不需要支付人力成本，落實項目的能力也比較強”。甚至在此前清華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60.8%的受訪者認為，救災時，社會捐贈資金應該由政府統籌使用，只有9.7%的人認為不應該，還有29.1%人表示無所謂。
這種對于公益和慈善的認知，似乎成為“由政府統籌捐款”的最佳注腳。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紅十字基金會在半個多月的時間里就得到20多億元的捐款，而這個地方基金會當時只有17名工作人員。這筆巨大的捐款成了“懸在頭上的堰塞湖”。最終，錢要怎么花，“當然就只能政府來花”。
“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間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只有在中國，情況完全相反。”徐永光感嘆。在不少公益慈善界的專業人士看來，這完全就是“一個荒誕的景象”。
與此同時，一些草根NGO因為沒有募款權利，也難以獲得公募基金會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會尋求支援。“我們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們喝不到母乳啊。”這成為一種普遍的嘆息。
但實際上，無論是兩年前的地震，還是如今的西南大旱，至少在巨型災難面前，草根NGO或者說民間組織，已經因“服務更加專業”而顯現出了優勢。
此前，有媒體指出，在3月19日溫家寶總理親赴旱區視察之后，“救援活動才多起來”。而事實上，諸如大眾流域、潤土互助工作組等云南本地草根NGO，早在政府和輿論大力關注之前就開始了防范和救助的活動。曾在體制內公募基金會任職的徐永光直言：“草根組織長期在基層活動，對災情敏感。相比之下，大機構反應滯后太多。”
幫助村民們規劃用水甚至已不是大眾流域唯一關注的重點。因為云南特殊的自然條件，本來專長流域管理的于曉剛將目光投向“防災減災”。聽村民說起麗江曾經地震，他和自己的團隊就幫助村里蓋“抗震房”。那算不上什么高端技術，“但相當實用，”于曉剛說，“用三角鐵和抓釘加固，完全有可能大大減少地震發生時的傷亡。”
這是他們一貫的防災理念，“我們沒錢，也不會忙于送水送糧，但只要花1份錢，就可以防范10份的災害損失”。顯然，從海東村在大旱中的表現來看，這種低成本的“草根做法”已經在發揮效力了。
盡管“成本不高”，但也需要資金支持。如同汶川地震前一樣，大眾流域目前仍然以境外基金會為主要的資金來源。“中國還缺乏很好地培育公益組織的土壤。”一名慈善界資深人士稱。
一份1995年來自美國的研究報告表明，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創造了整個國家十分之一的勞動崗位。一項來自中國民政部的報告則描繪出截然不同的圖景：2008年新出爐的數據顯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從業人員只占服務行業的0.3%。
當然，汶川地震過后，草根NGO的生存狀況還是發生了些許改變。在“5·12”過后的一個月，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從接受的13億元捐款中拿出2000萬元，面向全國的民間公益組織和專業公益服務機構公開招標。紅基會秘書長王汝鵬曾公開表示：“這2000萬的招標，社會影響超過了13個億。”
被財政“收編”的慈善
但2000萬元僅僅占據了當年捐贈總數的萬分之三。那么，面向公眾募集的抗震捐款中的絕大部分究竟流向了哪里呢？
徐永光一連使用了數個“看不見”來形容民間捐款的去向。
比如，民間公益組織看不見捐款。盡管地震后來自民間的社工、志愿者、NGO不計其數，但據徐永光的推測，高達760億元的捐款，“草根組織連1%都拿不到”。
比如，捐款人看不見捐款。捐款人完全可以將那些如同帶著“井噴”般熱情的捐款想象成匯入大海，你知道它在海里，卻無法知曉具體位置。如果有“較真兒的人”想要追查，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放心，經過嚴格的審計，捐款絕對用于震區。”
比如，震區政府看不見捐款。中央要求對口援建的省份拿出當地財政收入的1%，但根據中國青年報記者從專業調研報告中獲知的信息，這筆資金中，“竟然一半以上來自社會捐款，只有不到一半來自政府財政”。
比如，震區群眾看不見捐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在發生自然災害時或者境外捐贈人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作為受贈人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可以接受捐贈，并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對捐贈財產進行管理”。汶川地震后，政府直接受捐超過全部捐款的一半。兩大巨型慈善機構——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和中華慈善總會，獲得了三分之一的捐款。而這三分之一中的絕大部分最后也流向政府，“大部分都由政府落實”，“按照捐贈人的意愿使用”。
如今面臨另一場大災——截至4月8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專為西南大旱設立的籌款項目“春雨行動”到賬善款已達3730.5萬元；截至4月12日，中國扶貧基金會因西南大旱收到的捐贈物資和資金總額已超過2200萬元。與汶川地震時相比，如今的捐贈似乎并沒有兩年前那樣“井噴式的熱情”。在慈善界人士看來，這很正常，“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處于高潮”，并且大旱的悲劇情緒與地震所造成的“完全不同”。
針對大批旱災捐贈，關注一下其流向和使用情況，即“誰來執掌西南旱災捐贈”，或許并不是一個杞人憂天的問題。
徐永光直接指出：“很大程度上，現在不少民間捐款其實是在彌補公共財政的不足。”這位希望工程的創始人回憶道，曾經有人怒氣沖沖地質問他：“農村教育投入明明該是政府做的事，怎么最后卻由我們出錢？”
政府項目、慈善埋單的現象在當下中國屢見不鮮。今年2月，“陜西省府谷縣部分企業家捐助公益事業12億元”的新聞，或許可以成為這個判斷的佐證。在那場被媒體形容為“感人肺腑的捐資儀式”上，57位府谷當地民營煤炭企業家及其所屬的77家煤礦，現場捐資12億余元支持政府興辦教育、衛生事業。
府谷縣煤炭協會會長、興茂煤業集團公司總經理黨忠表示：“所有這些捐贈全部是無償捐贈，由縣政府財政集中管理，全部用于興辦教育衛生事業。”
盡管這一舉動在新聞中被刻畫為“書寫新的傳奇”，但徐永光不能理解，“現在就是把慈善資源變成政府的第二稅源，這是越權的。政府應該依法收稅，企業應該依法納稅，沒有再捐第二筆錢的義務。如果想捐錢，應該捐給真正的慈善機構。”
“5·12”留給中國慈善最大的遺產
在不少專業人士看來，中國慈善的痼疾雖然深重，但許多良性的改變已在民間悄然萌發。
一位網友在天涯論壇發帖稱：“如果你真的想幫助西南人民抗旱，就不要再捐款捐水了。”這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相信，“監督好政府做好本職工作，發揮好輿論的作用，這就是對西南人民最好的幫助”。
“有了透明度才能開始談公信力”，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王行最堅信這一點。甚至，社會上每一個對慈善機構公信力的懷疑聲音，都令他和其他一些中國慈善界的領軍人物感到欣慰，畢竟這意味著，“在大地震后，公眾對捐贈者的權利有了反思”。
王行最強調，這絕不是慈善界該排斥或漠視的聲音。“沒有捐款的公眾，也有權利監督捐款的流向。這種聲音是社會的進步。”他說。目前，這位秘書長已經分批將在西南大旱中接受中國扶貧基金會捐助的民眾名單公開在自己的網站上，“畢竟，對社會更有意義的并不是收了多少錢，而是做了多少事”。
令徐永光感到欣慰的是，汶川地震后，越來越多的基金會開始注重透明度，因為“公眾意識已對慈善體制構成有效監督”。以往，幾乎“壟斷”著慈善界的幾家“龍頭”基金，往往只公布“收”，不公布“支”。而此次，針對西南大旱捐贈，中國紅基會在自己的網站上分批公布了已撥出的超過2000萬元捐贈的使用方向，并特別注明“受助對象在領取時，要嚴格履行登記、簽字手續”，以便“進行網上公示和向捐方反饋”。
“公眾對于捐贈者權利的反思，是‘5·12’留給中國慈善最大的遺產。”徐永光說。
就眼下而言，59歲的于曉剛還并未從公募基金會那里看到希望。他甚至不能花太多時間接受記者的采訪，因為“正忙著制訂明年的防災計劃”。
這位正在幫助幾千名農民與干旱作戰的“無名英雄”說，拉市鄉目前至少有3個用水戶協會在開閘放水，嚴重的干旱并沒有對正常生活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忙于春耕的百姓“都很鎮定”，因此這里不會成為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我們的思路就在這田地里，永遠趕不上現實中的感動中國。”他隨即自嘲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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