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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與相對貧困的西南邊疆省份云南山水相隔，但上海市政府官員俞斌去云南最貧困的文山、思茅、紅河等地卻像“走親戚”一樣。他負責尋找云南最需要幫扶的村寨，以便把上海對口扶助的資金用得“恰到好處”。
????地區發展不平衡已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制約因素。因此，中國政府將扶貧減困作為國家戰略計劃，動員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門和人員全面參與扶貧，以縮小東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２６日在全球扶貧大會開幕式上說，中國“努力使經濟發展的成果為人民大眾所分享，達到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這位新一屆政府總理今年早些時候在會見中外記者時曾說，農民問題、就業和貧困人口問題、東西部差距問題，使他覺得“身上的擔子有千鈞重”。
????世界銀行一位高級顧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在消除貧困中的政治意愿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說，政府在消除貧困方面正在形成“內在的政治動力”，中國的制度也有利于政府調動起這種政治動力。
????中國２０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最初的理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最后達成共同富裕。以沿海地區發展為主導的經濟騰飛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使得中國經濟連續多年保持快速發展勢頭。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正在發生根本變化。
????與此同時，東西部差距在拉大。據世界銀行的一份最新報告，中國的基尼系數從上世紀８０年代初的０．２左右擴大到１９９９年的０．４３７，近年又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表明中國收入差距問題必須引起注意。
????中國政府在新世紀初提出了用２０年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向全國倡導“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正如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在全球扶貧大會上所指出的，中國領導人從戰略高度重視扶貧，把扶貧開發作為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一部分，從而使中國在短時間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據中國財政部提供的材料，在過去的２５年中，中國未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從２．５億人減少到２９００萬人，貧困發生率由３０％降至３％左右。超過一半的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實現了基本普及９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
????財政部官員說，在這一長期的扶貧減困過程中，中國政府是主導力量。扶貧開發正式納入了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之中。２０多年來，中央財政累計投入專項扶貧資金達１０８３億元，特別是近兩年增加較快。從２００１年起中央預算安排財政扶貧資金超過１００億元，而２００３年這個數字達到了１１４億元。中國各級地方政府也根據各自的財力和條件，不斷增加扶貧投入。從１９９６年起，中央政府還倡導沿海相對發達的１３個省市，以“地方政府結對子”的方式，對口支援西部１０個貧困省區，以彌補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不足。
????２０多年市場取向的改革，使中國基本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強勢影響力與市場機制在共同起作用。中央政府通過上下銜接的行政體系確保各類扶貧資金進村入戶，讓農村的貧困者直接受益，并且通過多種審計管理制度，避免扶貧資金被基層政府挪用或貪污。上海在對口幫扶云南的過程中，實行“扶貧資金━扶貧項目━扶貧人員”一體化的操作方式，分５批派出援滇官員，深入當地審核項目，監督資金運作，確保扶貧項目效益。政府投資還大量投向貧困地區的交通、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使得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的脫貧不局限于收入脫貧。
????市場經濟又使中國的扶貧形成長效機制，即完成“輸血基礎上的造血”通過大力催化貧困者自主改善自己困境的積極性，助困人士“手把手”地把市場觀念、技術傳授給貧困者。平均幾千元一筆的小額信貸，不僅給貧困農民解決了啟動資金問題，而且幫助他們形成一個可供長期經營的家庭產業。
????中國所有制結構的變革，也在使東西部經濟落差成為要素流動的一種勢能。受益于改革開放的中國私營企業主，在樂于為中國政府出力，向貧困地區提供扶貧資金的同時，還在東西落差中找到了商機，在西部大開發中放大自己的產業。以中國私營企業主扶貧為主旨的“光彩事業”在過去１０年中，共有１．４萬個私營企業主投入５２０多億元項目資金，幫助４６０萬人脫貧。
????中國多年來“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自力更生、開發扶貧”的成功實踐，已經以清晰、明確和系統的形式體現在政府的施政綱領中。中國在全球扶貧大會上發布了《中國政府緩解和消除貧困的政策聲明》，從制度和體制層面為扶貧事業提供了政策框架。溫家寶總理在大會上向世界莊嚴承諾，用１０年時間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一個擁有１３億人口的大國解決了貧困問題，本身就是對世界減貧事業的重大貢獻。（李榮、廖雷）
???? 新華網200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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