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有兩大青年群體在城鄉接合部聚集，一是本地青年，他們因擁有房租收入而衣食無憂，但精神生活卻極其貧乏；二是外來務工青年，因這里的房租等生活成本低而棲息，他們還在為生計艱難奔波，為社保、子女上學問題焦急，有的甚至行走在法律邊緣。這兩大青年群體都難以融入現代都市文明中。
他們需要統籌城鄉政策的陽光照進現實，更需要文化、精神，甚至心理上的援助，更需要素質的全面提升。
行走在城市邊緣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周邊，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形成了一個個都市邊上的村莊。這里原本是郊區，屬于農村，但隨著城市的延伸，這里便成了“城中村”。
雜亂無章的自建平房，春日里狹窄泥濘的小巷，冬日里四處冒著濃煙的煙囪，在人們的印象中，城鄉接合部就是臟、亂、差的代名詞，是個藏污納垢之地，是治安案件的高發地，是民工和“三無”人員進軍城市的前沿。
在這里，城市和鄉村仿佛是分不清界線的，它們融在一起。但在董戰武和他老鄉的眼里，這個界線又是分明的，在他們眼前，那個觸手可及的城是有形的，是有城墻的，高高聳著，讓他們無法進得“城”去。
“我們這樣的人保障在哪里啊”
2006年5月，27歲的董戰武從甘肅平涼來到烏魯木齊打工，來之前聽人說烏魯木齊是個移民城市，這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排外，如果混得好，說不定可以成為城里人。
“成為城里人！”抱著這個夢想，董戰武拎著兩個大塑料行李包走上了開往烏魯木齊的火車。
“哪里租房便宜些？”他的頭發蓬亂地直立著，操著帶有甘肅口音的蹩腳普通話，向附近商店打聽。
“去大灣吧，那里都是自家蓋的房子，環境差些，房租便宜。”
大灣，過去是烏魯木齊縣的一個鄉，幾年前“撤村建居”了。在大灣，董戰武順利地租到了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里只有一張床，一個小柜子，每個月120元，這個價格他還可以接受。他是個瓦工，在建筑工地干砌墻、抹灰的活兒，每天一般能掙120元,由于新疆天氣寒冷，冬天不能施工，一年能干足8個月的活兒，有兩萬元左右的收入。
在找工作的頭幾個月，董戰武有些納悶：在其他城市都有正規的民工市場，包工頭來招人時，都會簽一個勞務合同，其中附帶一份一元的急救工傷保險。但在這里，農民工兄弟們很少聽說保險的事，他們覺得只要有活兒干就成。
然而，董戰武擔心的工傷賠付問題，還是在自己身上發生了。
2007年8月，董戰武在二道橋附近新建的一個樓盤做工，當時他正在四層專心地過大梁、抹灰，樓下的工人正在貼保溫板，樓上也在施工。突然，一塊30厘米厚的木質夾板從樓上掉了下來，直砸向董戰武的左肩，他頓時被巨大的壓力沖倒，掉進旁邊的綠色防護網里，鮮血把整個左肩染得通紅，刺骨的痛使他臉上沁出大顆汗珠。
工地負責人立即將他送往南湖醫院治療，檢查結果是鎖骨骨折、三根肋骨斷裂，住院共花了2320元。就在董戰武想著“自己本來就是干體力活兒的，受這么重的傷，這以后可怎么辦啊”時，包工頭已經擬好了一份責任書，上面寫著：董戰武此次安全事故由于本人未系安全帶所致，事故完全由自己造成，現賠付醫藥費1.1萬元，后續問題與本單位無關。
董戰武氣極了，他們就這樣輕易地劃清責任了，在工地上干活系安全帶是個常識，誰會拿自己生命開玩笑，他們違反了不能三層同時施工的規定卻只字不提。看他遲遲不表態，包工頭威脅說，“如果不簽責任書的話，醫藥費也要自己付。”“這不是要命嗎？”無奈之下，董戰武在公證處公證下簽了責任書。
半年來，每次一變天，他的左肩就開始酸痛，重一點的體力活兒也不能干，他長久以來賴以生存的瓦工技術只好暫時放棄。現在他連做檢查的費用都沒有，沒人管沒人問，只能在小屋里靜靜養傷。
有時候，董戰武也會納悶，即便自己覺得和城市人穿得一樣好，別人還是一眼就看出他是個外地農民工，在城里，說話的口音、表情、動作，似乎都成了被歧視的理由。
但這些，還都不是他最關心的，他困惑的是，同樣是人外地農民工的權益難道真的一點兒都不能予以保障嗎？那些高聳入云的大樓，哪個離得了這些建筑工人，可誰又想到那些工傷事故葬送了多少農民工的權益，這些原本靠體力吃飯的農民工以后該怎樣生存？可是，這些卻從未有人過問。
有人告訴董一件前不久發生在烏魯木齊市的事：一位從湖北來烏魯木齊市打了12年工的農民工，5歲的兒子在市區一家托兒所被摔成“十級傷殘”，當他到當地法院起訴后，法院按“農村居民”的低賠償標準判決，他的孩子只獲賠5300多元，與“城市居民”的賠償標準相差上萬元！
而前不久在報上看到的一則消息——城鄉居民病有所醫同享醫療保障，更讓董戰武內心不能平衡，城里人有醫療保障，農村人也有了醫療保障，而自己現在是哪的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算城里人吧，沒有城里戶口；算農村人吧，自己又沒有土地。
“我們這樣的人保障在哪里啊？”董戰武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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