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國際現代化的歷史經驗
國際現代化的300年進程，不僅提供了大量事實，而且包含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首先，國際現代化不能盲目行事。國際體系的結構具有相對穩定性。沒有充分的物質基礎和合適的國際環境，單方改變國際結構和世界秩序的努力，很難成功。雖然霸權周期轉移論受到許多批評，但是，霸權周期和國際體系的穩定性是緊密相關的。
其次，國際現代化不能急于求成。國家的國際地位是可以改變的，但短期和中期改變的概率都比較小。例如，從非經濟發達國家成功晉級經濟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根據人均GDP水平分類），在18世紀有美國、加拿大和愛爾蘭，在19世紀有澳大利亞、新西蘭和阿根廷，在20世紀只有挪威、芬蘭、日本和新加坡。
其三，國際現代化不能過高估計。國家現代化的成敗，是國家自身努力與國際環境共同決定的。國際現代化不能決定國家的成敗，但可以影響國家的成敗，加速國家分化。對于國際現代化的作用不能過高估計。國際依附只是一種暫時策略，而不是一種長期戰略。
其四，國際現代化不能忽視內因。在國際現代化過程中，很多時候內部因素是發展中國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導致國家失敗的內部原因中，地理條件、社會制度、文化觀念和人的作用不能低估。在國際互動過程中，有少數人可能會背叛國家利益、損公肥私或出賣同胞利益獲取個人好處。雖然這種人非常非常少，但其危害比較大。
其五，國際現代化不能一相情愿。國際現代化的國際互動是雙向行為，不能一相情愿。在國際現代化過程中，單方面的追求國際合作和國際交流，猶如害相思病，可能付出很大代價而一無所獲。根據利益互動原理，利益是國際互動的決定性因素；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礎上的國際互動，有可能是持久的和可以信賴的國際互動。
其六，國際現代化不能本末倒置。國家現代化是根本所在，國際現代化是一種措施。國際現代化是提高國家水平的一種途徑，而不是目標。不能把國際現代化作為目標，不能把國際化程度作為考核指標。國際化程度只是一種分析和參考指標。不能片面追求國際化和全球化。國際化和全球化必須服務于國家現代化的戰略需要和國家利益。
其七，國際現代化不能追求完美。在許多時候，國際現代化是一種信息不完全、地位不對稱、環境變化快的國際博弈。這種博弈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以是非零和博弈。在有些時候，看似理想的國際互動，可能就是國際陷阱。國際誤導和欺騙時有發生。國際互動沒有最佳模式，只有理性選擇。
其八，落后就可能挨打，農業文明無力抵擋工業文明。落后的小國，可能沒人關注；落后的大國，往往被人蠶食。落后的經濟大國，不僅不是世界舞臺的主要角色，而且在有些時候是先進國家的瓜分對象。在18和19世紀，瓜分的是政治利益，包括土地和權利等。在20世紀，瓜分的是經濟利益，包括資源和市場等。在21世紀，瓜分的將是戰略利益，包括觀念和知識等。在知識時代，先進國家可能成為頭腦國家，落后國家可能成為軀干國家；農業文明無力與工業文明競爭，工業文明難以與知識文明競爭。
其九，理性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國際貿易比例和國際投資比例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理性分析。2004年統計數據顯示，國際貿易比例與人均GNP沒有顯著關系，外國投資存量比例與人均GNP沒有顯著關系，對外投資存量比例與人均GNP顯著正相關，外國投資和對外投資總存量比例與人均GNP顯著正相關。根據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占GDP的比例，可以把國家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高貿易和高投資（貿易和投資比例超過80%）。第二類為中貿易和中投資（貿易和投資比例都在60%左右）。第三類為低貿易和低投資（貿易和投資比例一般在40%以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國家分布不均衡，貿易和投資模式與國家發展水平的關系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其十，必須高度警惕國際戰爭。根據國際戰爭的統計分析，如果不考慮戰爭的規模差異，那么，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國際戰爭的發生頻率沒有下降。一些學者相信，21世紀的國際競爭仍然比較激烈，戰略資源、太空資源和網絡空間的爭奪可能升溫，國際戰爭的風險依然存在。所以，愛好和平的國家，需要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堅持促進和平發展，一方面高度警惕國際戰爭的可能性，并做好面對國際戰爭的準備。
在過去300年里，有些國家比較成功，有些國家不太成功；國家的成敗是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現代化的國別經驗值得注意。在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和拉美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中，有四條經驗是普遍存在的。
首先，善于抓住國際機遇。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善于抓住國際機遇。英國在18和19世紀抓住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德國在19世紀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成為歐洲強國，在20世紀抓住兩次工業革命機遇成為發達國家。日本在19世紀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擴散機遇實現經濟起飛，在20世紀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和冷戰機遇實現戰后復興，成為經濟強國和發達國家。韓國在20世紀抓住冷戰和兩次工業革命機遇，逐步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芬蘭和愛爾蘭在20世紀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成為發達國家和競爭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
其次，近朱者赤，與發達國家合作有利發展。發達國家之間相互合作，發展中國家通過與發達國家的合作，可以提高國家水平，如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其中，日本的例子發人深思。日本和中國啟動現代化的時間和起因大致相當，都是19世紀60年代前后，都是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國門，但兩國選擇的路徑不同，結果相差很大。日本主動推進全面現代化，制度現代化和工業現代化并重，學習西方的制度、文化和技術。中國推行洋務運動，采取工業現代化模式，學習西方的現代技術和軍事，相對忽視制度現代化。30多年后，日本抓住工業革命擴散機會，成為東方工業化強國；中國失去工業革命機會，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20世紀后50年，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與發達國家為伍，技術和經濟水平迅速提高，先后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其三，重視科技和教育。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教育先行國家。相對發達的國民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了國民素質。較高的國民素質，是實現現代化的成功追趕的重要條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重視科技的作用。雖然它們的科技體制各有特色，如英國的基礎研究體系、美國和德國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體系和日本的技術創新體系等，但是，科技在保證國家成功和維持世界先進地位方面的作用，則是大同小異。
其四，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成功，都是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決定的。外因是世界發展出現了歷史機遇、國際環境發生有利變化。內因是采取了合理的政策和對策，全面推進現代化。德國和日本曾經發起世界戰爭，最后走向戰敗，也是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決定的。拉美國家現代化起步并不晚，然而，拉美現代化沒有完全成功的國家案例。依附理論認為，拉美的欠發達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雖然這種觀點有合理之處，但把拉美欠發達完全歸咎于外部因素是不確切的。拉美國家內部的政治腐敗和動蕩、貧富差距和社會分裂、注重經濟忽視社會等是普遍現象，也是欠發達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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