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內企業應善于和外資企業合作在競爭中成長
近年來外資企業的進入和民營企業的崛起，促使國有企業改革、前進、發展。沒有外資企業的示范作用，沒有外資和民營企業的競爭，國有企業難以如此深刻和廣泛地進行改革，企業競爭力不會得到大的提升。
我們的調查發現，很多國有企業恰恰是通過和跨國公司合作發展起來，提高了競爭力。西安電氣集團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改革開放以來西安電氣集團第一階段和日本三菱電機合資，第二階段和ABB合作，引進消化吸收跨國公司的技術，并且進行了再創新。在短短十幾年里發展起來了，成了國內行業老大，并且在某些產品領域能夠與跨國公司展開競爭。
一些人認為，外資進入中國，把市場給了外資，但是卻沒有換來相應的技術，因此“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失敗了。這樣的批評主要針對轎車工業。
我們的調查表明，我國轎車行業以市場換技術引進外資的戰略是成功的。首先，通過與世界著名汽車跨國公司合資合作，中國制造的汽車已經成功地實現進口替代，甚至開始了出口。第二，中國形成了現代汽車產業鏈和產業集群。以上海為例，20多年來，通過與德國大眾和美國通用合資，上海周邊形成了汽車產業鏈。2家轎車整車合資企業也建立了自己的零部件供應商體系。上海大眾有340家一級供應商，上海通用汽車有178家一級供應商。與此同時，2家轎車整車合資企業還在中國建立了銷售和售后服務體系。上海大眾在全國有800多個銷售網點（其中500家 4S店），上海通用在中國有669家經銷商（包括進口車經銷商）。上海汽車總公司不僅建立了2家轎車整車合資企業，而且與跨國公司合資建立了40余家重要轎車零部件企業。2家轎車整車企業與這些零部件企業合作，邀請主要供應商參與轎車整車開發造型設計，縮短產品開發周期。轎車產業鏈的形成不僅帶來了先進技術，而且帶來了先進的市場經營理念。現代轎車產業鏈的形成成為中國內資企業自主品牌發展的基礎。第三，經過20多年與跨國公司合資合作，通過轎車整車廠和整個產業鏈的完善，培養了數以萬計的轎車技術工人，一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和現代汽車經營管理者。這也成為中國內資企業自主品牌轎車發展的人力資源。
顯然，沒有外資企業的示范作用和外資企業帶來的市場競爭的壓力，中國內資企業競爭力不可能在短短十幾年間取得如此之大的進步。正如鄧小平同志1991年視察上海大眾后所說，“如果不是開放，我們生產汽車還會像過去一樣用錘子敲敲打打，現在大不相同了，這是質的變化。質的變化反映在各個領域，不只是汽車這個行業。”
人們在關注與外資合作遭遇困難的企業案例同時，也應當關注通過與跨國公司合資合作而成長壯大的中國企業的案例，總結這些成功的經驗。
與跨國公司合作出現問題的原因往往是我們的企業管理體制沒有深入進行改革，企業缺乏自我們發展的動力，缺乏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動力。
企業沒有搞好，或者行業發展出現問題應當善于從自己身上尋找原因，而不要把責任歸于引進外資或者歸于跨國公司的“陰謀”。一個偉大的民族應當善于自省，善于尋找自己的問題，而不是把產生問題的主要原因歸于外因。只有善于發現自己問題的民族才能夠在全球競爭中取得成功。
（五） （五）外資并購伴隨著股權和資本的流動
中國經濟處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安全度最高的時期，但是安全度高并不等于沒有安全隱患。我們經濟競爭力確實提高了，但是這種競爭力面臨能否持續發展的嚴峻挑戰，比如對國際資源定價權的掌握，能源安全、環境安全等以及企業創新能力等問題。
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進一步改變經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最好的辦法還是加強改革，進一步市場化。比如說自主創新，中國的企業投入到研發上非常少，并不是不知道技術重要，但是研發出成效一般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但是國企的領導任期卻比較短。一些領導往往更多地考慮在自己的任期內的績效，而不是任期后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這樣的管理體制顯然不適應企業發展規律。需要改變滯后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
還有一種認識，外資占據了產業鏈的高端，我們在低端，導致外資掙大錢我們掙小錢。這個是現實，但是應該換一個角度思考。首先，我們過去是在全球產業鏈之外，現在能進入世界產業鏈的低端和中端，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嫉妒，說中國像一個巨大的黑洞，把本該投向他們的外資都給吸走了。他們想進入全球產業鏈低端都進不了。我們不應當否定自己取得的巨大進步。第二，中國企業在進入全球產業鏈低端后不應當到此止步，可以而且向中端和高端發展。事實上已經有一批中國企業開始了新的攀登。
對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問題，也要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待。隨著中國企業的發展，到國外收購的機會也會越來越多。我們調查過兩個典型的案例，一個是上海的一家做工業縫紉機的企業——上工申貝公司，2005年收購了德國的DA公司。一個是北京第一機床廠，收購了德國的科堡機床廠（生產大型龍門銑）。這兩家德國企業都是該行業的隱形冠軍，技術世界領先，擁有核心技術和世界著名品牌。收購以后，品牌、技術專利以及工廠和研發中心都屬于中國企業了。中國公司正在吸收和整合這些國際資源，實現歐亞聯動，全球協同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外企業股權相互融合的程度越來越大。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快速發展，許多中央國有企業也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外資。例如，在境外上市的中石油股份的10%，中石化股份的20%，中移動股份的25%，中海油有限公司股份的33.59%，建行股份的25.75%都是在境外吸納的外資，其中不少是海外的戰略投資者的股份。國有企業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純粹的國有企業。今后這種“你中有我們，我們中有你”的融合還會逐步加深。
在全球化條件下，在市場經濟中，并購伴隨著股權、資本的流動是一種常態，從全球化大視角以及歷史發展的觀點看，外資并購是中國企業成長壯大走向世界全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要學會在企業所有權相互滲透的條件下參與全球競爭，學會在企業所有權相互滲透的條件下參與跨國并購。
（六） （六）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合作競爭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
在發展的初期階段，中國經濟更多地是數量型增長。現在中國正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更加關注質的成長。在這種情況下，適度調整外資政策是必要的，在積極吸收外資的同時應當強調提高外資質量。如果說，過去吸收外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那么，今后吸收外資應當使外資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促進我國建立環境友好資源節約型經濟。
對外資的引導必須按照市場化的原則，不應當回到計劃經濟時代強制的行政干預。要運用市場化的辦法，想鼓勵某一項新技術，可以采用政府采購等措施，鼓勵創新也不能只鼓勵某一類企業，誰創新我們就鼓勵誰。
政府該做的是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保證國企、民企、外資三個方面軍的公平競爭和合作。因為三個方面軍合作競爭最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也最有利于企業進步。我們不能排斥一類企業而扶植另一類企業。
過度保護國有企業是不可取的。從整體看，效率高成長快的企業恰恰是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競爭的壓力，民營企業競爭的擠力往往是國有企業成功的動力。
另外，政府信息應該越來越透明，一項政策出臺前，應該征求多方意見，民營企業有它的利益，國有企業有它的利益、外資企業有它的利益，都是正當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應作好裁判員，找到各類企業利益的平衡點。
（七） （七）中國崛起需要吸納和整合國際資源
外商直接投資是一種含金量比較高的投資，外資（特別是著名跨國公司的投資）作為載體一攬子帶來的是管理、技術、理念等一些新東西。跨國公司投資往往會在投資所在國延伸出一系列的產業鏈條和集群。
外資所發揮的作用在中國和在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是不同的。在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引進外資可以推動競爭促進其經濟發展。中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中國引進外資不僅看中其對經濟發展促進的影響，而且看中外資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外資不僅給中國帶來資金、技術和管理，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而且通過示范和競爭給中國帶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推動力。外資也是中國經濟體制轉型和市場經營機制形成的催化劑。今后，只要引導得當，外資還可以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因素。正是由于外資具有這些特殊的作用，即使在內資充裕的情況下也應當繼續積極吸收外資。
我國周邊的不少國家還在強化吸引外資的政策，像越南的引資政策比中國還優惠。韓國甚至也來請教中國如何引進外資。幾年前，韓國一個研究所曾要求我們提供中國48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和53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相關鼓勵外資的政策資料。韓國在學習中國開放引進外資的成功經驗。前不久，韓國也設立了3個經濟開發區。
中國給外資一定的優惠并不為過，這是參與國際引資競爭、吸納國際資源競爭的需要。我們主張對外資政策適度調整，從普惠、即對所有的外資優惠轉變到特定產業和特定地區的優惠，比如鼓勵外資往西部走，對一些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給與優惠，而且符合條件的內資企業也可以同等得到優惠。
全球化時代，一個企業的競爭力關鍵強加于吸納整合資源的能力。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也是看吸納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比如能源、資金、技術、市場等。歷史上一個國家崛起的時候，往往都需要吸納國際資源。19世紀英國、德國的崛起，20世紀美國、日本的崛起都是如此。歷史上這些國家崛起之時，往往借助暴力或者不公平貿易掠奪別國資源。現在，市場競爭規則已經改變，暴力掠奪已經成為歷史。中國的崛起只能通過市場競爭吸納和整合國際資源。
改革開放28年來，當跨國公司把中國納入其全球經營網絡時，事實上也把跨國公司的資源整合到中國經濟體系中了。整合和反整合是全球化時代經濟競爭的一個特點。因此，我們應當把被動挨打的弱者心態轉變為自信自強的強者心態，更加積極主動地吸納和整合全球資源為我所用。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 王志樂） [信息來源：商務部外資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