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工作人員在尖山鐵礦滑坡現場搶險，挖出11名被埋村民后搶險救援停止。新華社記者 彭洋攝
10月6日，國務院組成山西婁煩尖山鐵礦“8·1”特別重大排土場垮塌事故調查組，調查組組長、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王德學表態，這起事故并非當初認定的自然災害，而是重大責任事故。安全監管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7日稱，已把是否存在事故瞞報作為重要調查內容。
這起事故最初僅被報道為“造成11人死亡的山體滑坡事故”。安全監管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昨天對本報表示，此事件之所以從“自然災害”變為“重大責任事故”源自一名記者發表在博客上的《致山西省代省長王君一封信》，此信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示。
昨天，記者電話采訪了《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孫春龍，他談了采訪這起事故的前前后后。
采訪受限住在工地
新京報：你是怎么關注到這個事件的？
孫春龍：8月1日，山西省婁煩縣發生山體滑坡，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我第二天就關注到這個新聞，因為我以前做過很多山西的報道，比如山西假記者泛濫，得到過李長春、劉云山的批示，山西的官煤勾結等。
新京報：當初你就覺得有瞞報？
孫春龍：在最初的報道中，死亡的數字為9人，這個逼近于10人這個死亡人數節點的數字，已經引起了我的懷疑，我又上了百度婁煩吧去看，上面果然很多人指責這個數字的水分，還有人自稱是遇難者的親屬。于是我又通過當地的朋友去了解，知道有可能瞞報。隨后，我就去了婁煩縣。
新京報：采訪順利嗎？
孫春龍：我知道當地會可能提防記者，所以在沒有到婁煩的時候，我就下了車，過檢查站的時候，果然有警察在查車，當然也有可能是奧運安保的需要，但他們看到長得像記者的人，就會問是不是記者。到了婁煩也沒有住賓館，而是住在建筑工地里，住了兩天。如果住在賓館，也會有人來查，問是不是記者。我在采訪遇難者家屬時，每隔兩三個小時就會有當地政府人士打電話詢問他們在哪里。我和幾位家屬在大街上有過短暫的露面，隨后，一位家屬就接到電話，被問及身邊的小伙子是干什么的。一位來自北京的記者身份暴露后，當地政府派專車將其送到太原。
新京報：這種情況之下，你是怎么了解到41個人的死亡名單的？
孫春龍：我去了之后，就是通過家屬來聯系，通過一個家屬，了解到另一個家屬，接觸到了幾十個家屬，我讓數十名家屬把遇難親人的名單寫出來，有的當地政府已經和他們簽了賠償協議，很早，8月4日就簽了。為了核實沒有協議的名單，我的同事王曉還一個個打電話到所在的村委會去問，最終確認了這份名單是準確無誤的。
新京報：通過你的調查，你了解當地是通過怎樣的手段瞞報人數的？簽了賠償協議就不止11人吧？這說明政府早就知道比11人要多。
孫春龍：當時并沒有挖出來，還只能說是失蹤，所以在法律上，我們并不能明確說他就是瞞報，而且他們也是說還在搜救階段。我們只是把這個事實寫出來：我們了解的情況，是40多人遇難，而當地對外報道的，一直是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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