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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不僅成為招工企業的難題，而且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自浙江的一份調查顯示，“用工荒”折射出當今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的現實困境。相關人士則認為，破解“用工荒”的治本之策，在于進一步深化城鎮化進程中的系列制度改革。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
2月20日，“2011年春風行動”浙江省農民工就業服務活動在杭州外來勞動力服務中心啟動。
當天，43家招工企業在杭州外來勞動力服務中心的露天大院內現場設攤，為前來尋工的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崗位4392個，同時該服務中心內的民營職業介紹所全部免費開放，中心提供萬余就業崗位供選擇。結果僅有620人次報名應聘，309人次達成初步意向。
如果從工作崗位和實際簽下的用工意向來看，可以用收效甚微來形容。據悉，當天，與杭州同步，“2011年春風行動”設在全省各市縣的分會場也舉辦了農民工就業服務專場招聘會。而為緩解企業難題，“春風行動”將持續到4月底。預計浙江10萬多家企業可為農民工提供的崗位超過200萬個。
此前，正月初七至正月十三（2月9日至15日），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帶著省內57家規模企業奔赴4省，欲招工1.6萬人，結果只與650人達成初步用工意向，僅為招聘崗位數的4.06%，相當于25個崗位僅有1人應聘。
據介紹，為搶占招工先機，浙江省職業介紹服務指導中心自今年1月開始就與廣西、甘肅、江西、湖南等地勞動部門聯系接洽。年初七，即上班首日，浙江人保廳就帶著57家規模企業，分4支隊伍分赴4省10個招工點，有些甚至將招聘會開到了村里。
此次浙江官方組織的迄今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招工行動，無論招工企業、崗位數都是歷史之最，也是啟動最早的一次招工行動，比去年3月的首次招工提前了約1個月。
為招聘到盡量多的工人，企業開出了優厚的條件，許多企業給出的條件是普工2000元/月，技工2500元/月，每月150元午餐補貼，每天工作8小時。
據悉，此次組團招聘的企業幾乎都承諾：如果你來工作，干3個月以上，你從老家來企業的車費全部報銷。有的企業，如橫店集團英洛華電器有限公司還推出了聯誼親情“1+1”活動，每月給員工家長發100元獎金（公司、員工各出50元）；麗水1家羽絨企業委托1名曾在浙江打工8年的當地人代為招聘。
但結果，顯然未盡如人意。
作為浙江紡織、服裝、箱包生產的重要基地，浙江省海寧市的這些企業大多屬勞動密集型，每年需要100萬名來自外地的農民工。在該市就業管理服務部門最近舉辦的一次招聘會上，120多家單位提供了2479個就業崗位，但前來報名求職的只有197人，其中海寧本地有87人，外來務工人員僅110人。在向偏遠貧窮的內地勞動力輸出大省招工時，還遭到了官方的拒絕。
“之前，因為薪酬和用工環境等優勢，一般只需邀請勞務輸出地的勞動部門考察，后者便會積極組織人員來務工。”海寧市就業管理服務處負責人說，但今年除了增加專場招聘會，勞動部門還向陜西、四川、安徽等勞動力富余地區發單要人，結果都不理想。
王楓林是做皮草加工生意的，經營著幾家工廠，現在急缺縫紉工、紡織針織印染工。王楓林說，本來元宵節后就準備開工，但因為一時難以招到合適的工人，生產線無法按期開工。
據介紹，該公司所需工人數超過1000人，“包吃、包住，底薪1800元，有獎金和加班補助。”王楓林說。就是這樣，還是很難招到人。
春節假期還未結束，浙江義烏人力資源市場就已是一片繁忙，舉牌在這里招工的企業使出渾身解數吸引應聘者。“浪莎”襪業是義烏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今年僅一線操作工與機修工就需3000人。
為了“招兵買馬”，大年初三，“浪莎”的招聘人員就在義烏人力資源市場大門外“擺攤”招聘。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浪莎” 打出 “保底工資兩千元”的橫幅，“4天的招聘，只招到二三百人”，浪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經理說。
在遠去他鄉與就近打工之間徘徊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與往年相比，今年“用工荒”的一個新現象，是一些農民工輸出大省開始以“方便子女就學”、“就近照顧老人”等理由，勸農民工留在本省就業。
而令許多農民工在遠去他鄉與就近打工之間徘徊的，還有城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差距以及長期以來農民工普遍遭受的工資待遇低、勞動強度大、權益難保障等不公平境遇，有著許多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的現實鴻溝。
記者最近拿到一份由團浙江省委主持的《在浙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狀況分析與對策建議》調查報告。
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2261位青年中，有46.67%未辦理養老保險的、39.23%的人沒有醫療保險、40.29%的人沒有工傷保險、58.32%的人沒有失業保險、64.04%的人沒有生育保險。在待業期間，71.44%的人沒有得到過失業救助。
這份《報告》的調查對象是1980年后出生、戶籍在農村、離開原籍在外打工、年齡在16~30周歲的青年，他們已是目前企業用工的主力。調查涉及浙江省11個地市，通過問卷、座談，從生活狀態、收入就業、職業提升、文化娛樂、人際交往、婚姻家庭、子女培養、社會保障等多個角度調查反映青年在當地社會的融入程度。
除了社會保障，在對這些新生代農民工交往對象的調查中，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交往對象基本為同鄉、同事和同學的“三同”。也因此，當他們有困難時，35.74%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同鄉同事，僅有12.81%想到的是找政府組織機構。
調查者認為，這表明農民工與當地居民的交往范圍不廣、程度不深。而事實上，也僅有23.86%的人對自己的人際交往表示“滿意”。
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特點使得他們在城市工作的同時，也進入婚戀和養育子女期，但從調查結果看，在1202個獨自離家外出打工的青年中，僅有161人與當地居民結婚。
子女教育也是當前打工者最為看重的一個方面，調查者告訴記者，目前農民工子女上學被差別化對待，這成為阻礙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調查顯示，在有子女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子女在打工地的僅占3.64%。
顯然，令他們困擾的還有收入問題。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被調查新生代農民工中，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的占62.53%，2001~3000元的占16.69%，3001元及以上的僅占7.74%。
“緩解招工難，首要在于讓在外打工的人安心工作，但這樣的收入，在目前城市高房價、高生活成本的背景下，顯然有些免為其難。”
調查人員認為，出生在改革開放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成長環境、時代背景與其父輩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由此，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人生價值觀有其自身特點。如果不能真正融入城鎮生活，“落地生根”，“用工荒”現象將難以消除。
農民工渴望“落地生根”
招工難，原因眾說紛紜。浙江一家企業的負責人說，在招聘中，他們常常碰到這樣的求職者：要不要加班？福利怎么樣？有住宿嗎？有沒有工作餐？企業環境怎么樣？是否有活動的地方？
狄永華說，這一系列的發問，這種利益訴求的多元化，表明“民二代”和“民一代”的價值取向發生了巨大變化。年輕一代大多不愿意過“年輕在城市、年老回農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農村”的“候鳥生活”，不愿意拋卻年邁的父母、稚嫩的兒女背井離鄉，這迫使企業需要提高的不僅僅是人力資源成本。
團浙江省委的調查也發現，與第一代農民工比較，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務農經歷，家庭的壓力小，他們憑興趣選工作，對工作比較挑剔，希望得到工作輕松、收入多、社會地位高、有趣的崗位。也因此，年輕一代跳槽的頻率頗高，一個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內流動的占到35.75%。
調查也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而第一代農民工僅為0.08次，其跳槽頻率是其父兄輩的近6倍。
浙江省職業介紹服務指導中心也就此提醒浙江企業，更關注企業軟實力的培養，在環境的改善和管理的人性化上給予更多重視，“員工要求被尊重，要求有娛樂權，希望企業有良好的企業文化，能關注打工者個人的職業發展空間等，這些以前可能不怎么被重視的東西，都可能成為企業是否能招到人，留住人的關鍵。”
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專家認為，破解“用工荒”，除了企業，更需要政府的努力，要在農民工融入城市方面下功夫，如打破戶籍門檻、優先安排農民工子女入學，保障農民工享有與城市人口一樣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要使農民工的生存狀況確實得到改善，留得下、留得穩，讓他們從流動狀態轉為穩定狀態，在城市落地生根。“這是解決經濟發展與普通勞動力供求緊張的最根本途徑，也是一種科學發展的明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