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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出來了好，他還沒去過天安門呢
“我們想得很開的。”在游人如梭的天安門廣場，我和高俊琪邊走邊聊，16歲的他用一種類似中年人的口吻說道。
他說的“我們”，指的是他的同班同學。他告訴我，對于不能在北京升高中參加高考，同學們幾乎沒有什么怨言，“大家只是討論怎么辦，很少討論為什么”。
對天安門及周邊，高俊琪如數家珍。一路上，他抑制不住地為我當起了導游。
“這個你要看嗎？楊貴妃展覽，不過里頭東西特少，就幾張圖片，我老早看過了。”“要不在這兒坐一下？這小公園挺好的，小時候玩累了，我就坐這兒休息。”過去7年，他保持著每年都來這里的習慣，一般每年來三四次，至少也得來上一次。
“這兒特漂亮。”在天安門前，這是他對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他帶著欣賞甚至珍惜的眼光，觀賞這里的一草一木與宏偉建筑。“天安門就是北京。”他用力地說，臉上露出自豪的神情，“這兒是中國的象征。”
“這兒不準賣冰棍，逮到了要罰100塊的。”一個女人捧著“北京老冰棍”的紙箱子在我們面前快速走過時，高俊琪向我介紹道。
“他想偷偷進去賣國旗，被逮著了，本來就掙不了多少錢，還罰點錢，一天就白干了。”一個男人撩起了褲腿，長筒襪子里塞著一捆小國旗，正被幾個身形高大的男人盤問。
在街心花園里，掃地的清潔工人讓他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一天到晚不能休息，即使沒有垃圾，也要一直走來走去，走完8小時。”
在這個少年眼中，天安門隨處都是與自己的家庭境況相似的人。走在這個熟悉的地方，他卻始終明白，自己是個“外地人”，或者“老家的人”。
“本來就沒有北京戶口，就算可以在這里上高中，也不能參加高考吧。”他平淡地說。他并不知道當下社會正熱烈地討論打工子弟在北京的教育問題，以及像他這樣的年輕人為何難以向社會上層流動。“國家都需要制度才能管理吧。”他一臉嚴肅地表達對戶口制度的理解，“不然就亂套了。”
可最近這幾年，這個“老家的人”回到老家，卻開始有些不習慣了。前年他回去過春節，呆了沒幾天就忍不住抱怨。“這兒看上去亂七八糟的，晚上黑乎乎一片，大街上也沒燈。”媽媽記得高俊琪這樣對自己說。他吃不慣老家的棒子面，幫忙做飯的時候，因為用慣了煤氣爐，也不再習慣拉風箱燒柴火。
事實上，在老家，“家”早已不存在了。前些年，一場大雨后，土房子被沖塌，他們一直漂泊在外，至今沒有修葺。返鄉時，一家三口就在爺爺奶奶家的木板床上擠著睡。
更微妙的變化是語言。在北京呆久了，高俊琪說的山東話“沒以前溜了”。盡管他感覺還是“說老家話親切點兒”，但一聽到別人說普通話，自己的普通話也就“被帶出來了”。他媽媽發現，孩子在老家“說普通話比說老家話多”。
“一聽到我說普通話，大家就笑。”他告訴我，有時候也感覺會說普通話的自己是“半個北京人”了。
對老家人的這種笑，俊琪媽媽深有體會。“你到北京也就是打個工，也沒當官，也沒發財，還出洋相了你，不說家鄉話……人家心里肯定是這么想的。要是你混好了還行……”她偷偷告訴我，她還沒出來打工時，也曾在心里這樣嘲諷從外地回來的老鄉。
與遍布中國的大大小小的村子相似，他們老家村里的青壯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子里幾乎只剩下老人。這些年輕人離家后漸漸都把普通話說習慣了，可一回到老家，仍然要“忌著點，別把外頭的話帶出來了”。
高俊琪似乎還讀不懂大家的笑。“可能他們自己不會說吧，覺得有趣。”他這樣猜測。
與上了年紀的人不同，小他兩歲的堂弟一直想學好普通話。春節時，他常常讓高俊琪跟他用普通話對話。
“還是出來了好。”與堂弟的生活相比，高俊琪這樣想，“畢竟我知道了北京的習俗和文化，懂的東西比他多多了。他還沒去過天安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