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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不公致中間階層缺失 成社會不穩定根源
關鍵詞： 中間階層 留守兒童 反日游行 社會結構 階層分化 社會階層 收入分配格局 社會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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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0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中央公布的調查數字表明，中國收入差距目前已擴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時經8年仍未出臺。本月1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明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將在第四季度制定。據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將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其中，調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網采訪組專門就收入分配問題展開調研，從不同角度進行調查分析，將推出十期報道。本期重點分析收入分配的失衡會產生何種后果。
今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來自河南南陽的打工青年蔡洋掄起一把U形鎖，砸穿了日系車主李建利的顱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體詳細地勾勒出了這個21歲泥瓦工的個人像：進城兩年多，喜歡看抗日劇，上網玩槍戰游戲，夢想上大學，在QQ空間里孤獨地訴說對愛情的渴望，為最近剛漲到200塊一天的工資而感動振奮。
像蔡洋這樣來自鄉村、孤獨地漂在城市中的打工者，其形象在近年已經從辛勤工作的建設者、城市化進程的推動者和犧牲者，漸漸向著“引發社會沖突的不穩定因素”一類負面方向轉變。他們掙著僅夠自己在城市中容身的工資，長期與家人分離，承受城市文化的沖擊，在心理上努力消化城鄉各種巨大的鴻溝帶來的精神危機，并容易在媒體報道中成為暴力事件的主角。
鴻溝存在于各個方面，其中最基礎的一層是物質的——他們的收入與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別，他們的生活狀況與其他人生活狀況的距離。
在2010年多起校園血案接連發生后，《華爾街日報》撰稿人崔宇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一書中的觀點，指出如果城鎮的低收入群體既無法在城鎮立足，又無法在農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會越來越孤立，越來越被忽略，而忘記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國籍、居住地、職業、語言、社會角色和個人愛好等，他們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觸即發。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也曾說，收入分配的變化是發展過程中最具有政治意義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誘發妒忌心理和社會動蕩混亂的問題。
2009年2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首次與網友答問時，引用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觀點，表示：“財富如果長期為少數人所占有，而多數人處于貧困狀態，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這個社會是不穩定的。”
“金字塔”型社會：強化階層意識
在2012年《社會管理藍皮書》的發布會上，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朱穎慧表示，“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數人擴散”的趨勢正在愈演愈烈。她認為，收入差距和占有財富的不平衡，正在將我國定型為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而中間階層的缺失，正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
經濟學家趙海均曾提出“橄欖型”社會的概念，認為健全的社會形態應當類似一個橄欖：位居兩頭的極富極貧者都很少，中間階層卻很龐大，使得從最貧到最富之間有一個充分的過渡，社會成員有不斷上升的“盼頭”，有助于緩解貧富差距造成的對立情緒和其他相關社會問題。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稱，過去的國企改制、城鎮化與工業化“圈地運動”已經為中國制造了3億以上的弱勢群體，使中國社會結構并非“橄欖型”，而是成了“洋蔥型”或“金字塔型”。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難以穩定的一個最重要的結構因素。
構成“金字塔”下端的相對貧困群體較為龐大，意味著其自身特有的困境存在范圍廣，影響程度大。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已成為典型“社會病”的農村空巢和留守兒童問題均與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兩極化有關。他回憶起，今年2月6號晚央視播出的特殊家長會上，有兩位不到六歲的貴州小孩竟然三年沒能見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而在當晚舞臺上見面后的第二天，父母又與子女分開各奔東西。當主持人問及這兩位農民工為什么不能回家，他們都說是工作離不開，而且收入低、沒條件讓孩子與自己生活在一起。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調查表明，私企工人工作時長超出法定工時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周要干7天，但50%的工人收入卻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從基尼系數來看，中國的貧富差距已連續多年擴大，而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日前對媒體表示，如果以最富的20%與最窮的20%人口人均消費比例來衡量，中國未來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很可能更加明顯。
社會階層到底分化成了什么狀態？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相比國家決策層將國內階層按收入分為“高、中、低”三類，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提低、擴中、控高”的政策目標，學術界則發展出了多種描述階層分化的觀點，如陸學藝教授的“十階層論”、李強教授的“四利益集團論”等等；而傳播較廣的孫立平教授的“社會斷裂”理論，則強調各階層之間的非連續性，不僅在財產意義上，也在生活結構、消費、文化等各個意義上存在。這種“斷裂”中潛藏的危險，對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個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