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目前中國最具人氣的學者之一，于丹出現在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隊伍中，絲毫不讓人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倒是，8月6日她在火炬傳遞中的一連串動作不是那么“常規”：先是用左手高舉火炬，隨后在把火炬交給下一位傳遞者時，兩人同時將右手放在胸前，然后再放于對方肩上，最后擊掌致意……這是什么意思？
幾個小時后，當于丹接受《環球》雜志的獨家專訪時，記者心中的謎團才得以解開，而這里面寄托的對北京奧運的深刻理解與殷切期盼，遠遠超過了記者原先的猜想。
《環球》：人們在電視上看到，您在火炬傳遞的時候是用左手舉著火炬，而且在和下一棒火炬手交接的時候還有幾個很特殊的動作。您這樣做是要表達什么特別的意思嗎？
于丹：是這樣的。先說為什么用左手。這次對火炬手的著裝要求非常嚴格，我們除了配備的上衣、短褲、護腕之外，不允許戴任何其他的東西。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我的右手上戴了兩個彩環，奧運的彩環，我其實一直在揮右手(所以才用左手舉火炬)。
我為什么要戴這兩個彩環呢？因為這是四川學生的彩環，上面刻著“四川”。這一次火炬接力從四川傳到北京，是特別意味深長的一件事情。就在北京奧運倒計時這么一個全民盼望的時段，四川大地震猝不及防地來臨了。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2008年，在改革開放30年這個重要年頭上，中國人的精神坐標被這兩件事情重新改寫。
大地震讓我們看見，在這種原始苦難面前，物理空間還是可以大規模地坍塌，也讓我們看見，在心靈空間上，在全民中，有一種信念的重建。我覺得，火炬從四川傳到北京，完成這種薪火相傳的神圣傳遞，里面有很強的意味。所以，四川學生對我的托付，他們給我的彩環，我無論如何要戴著，我把它戴在了右手上。
而我們上下棒交接時所做的，是我設計的一個動作。那是我在四川的時候看見心理輔導專業團隊做的手勢。這里面有三個手勢，第一個是把手放在胸口，這叫“我的心”；第二個手勢是把右手搭在對方的肩膀上，就是把我的心傳遞到你的身上；第三個手勢是我們一擊掌，然后開始跑，這個意思是我的心放在你身上，舉起圣火我們一起行動。
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四川有關。我覺得不應該因為北京奧運，因為萬眾歡騰就忘記地震。奧運和地震之間有一種價值轉化，其實地震不是一個階段的事情，奧運也不是一個階段的事情，對中國人來講，它們都是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需要去考慮的事情。我希望我能把自己對四川的感受，在我當火炬手的短短的一段時間內戴在我的身上，然后傳遞出去。
《環球》：我們知道，當火炬手前您是剛從國外回來。在國外的這段時間里，有沒有感受到特別的奧運氛圍？
于丹：我是前天剛剛從美國講學回來。這一次我從東海岸紐約進入美國，然后經過波士頓、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這么多重要的大城市一路走過來，我聽到的最多的話題就是關于奧運，而且我看到華人那種發自內心的愿望和行動，真是由衷的感動。
這一次火炬傳遞在一些城市遇到了“藏獨”勢力的干擾，在舊金山的時候，我看到很多華人，他們真的是用命護著火炬。這些華人為火炬做的那些事情，會讓你看到一個民族的根系在哪里。
我在跑火炬傳遞的時候，看到前面有很多的五星紅旗。今年我們看到五星紅旗的次數特別多，一個是因為苦難，因為在賑災的時候，很多次都看見了國旗；一個是因為光榮，因為在奧運的時候，也很多次看到國旗。另外，在國外看到很多華僑在倒計時迎奧運的時候，也打著五星紅旗。國家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有的時候，在民族的血液里有些東西被喚醒的時候，因為信念和希望，這個國家的符號就被高高地舉起。
我回來的時候，離奧運開幕也就四五天了，而在美國，我們的很多電視頻道是不落地的，他們看不見直播，所以大量華人社團都在忙一件事情，就是想方設法租用電視頻道，把開幕式錄下來，然后再把華人集結起來一起收看。我就問當地的僑領，那再看的話不就沒有時效性了嗎？后來他們對我講，這不是時效的問題，我們會一遍一遍看。你知道嗎，我們看春晚也是一遍一遍看，何況是奧運？我們盼了多久！過去是中國人什么時候能參加奧運，現在是中國人可以主辦奧運，我們現在人回不去，還不一遍一遍地看開幕式嗎？
聽到這些話，你會覺得特別感動。我在這些城市作的6個演講中，收到的紙條里問得最集中的問題(幾乎占了三分之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世界文明的坐標在哪里？他們生活在美國，在這個位置上如何才能跟中國文化融合？這一次面對奧運，他們做的這些，其實就是他們心情的一個最好的表達。
《環球》：作為一個傳統文化的研究者，您覺得舉辦奧運是否有助于我們更好解答這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同世界當代文化融合？
于丹：當然！當然！我覺得奧運對中國來說不是一個體育紀年的坐標，而是一個國際化的坐標。
為什么大家這次會這么關注開幕式？因為大家想看到我們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呈現我們的文化，我覺得這種文化呈現，實際上不是一種外在的儀式，而是一種價值呈現。大家現在都在說，什么是我們現在真正的核心價值，這種價值不應該就是一些簡簡單單的碎片化的元素，京劇的臉譜啊中國的太極啊剪紙啊，所有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符號。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切的背后，我們有一個國際化的平臺，我們有中國文化跟世界文化多元的融入。
我不是一個文化復古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文化一元論者，我從來不認為應該回到我們中國的儒家文化，或者說東方文化，就是完成了對這個世界的文化救贖。現在應該是一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對話的時代，是一個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共榮的時代，也是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交相輝映、形成新的文化系統的時代。我覺得奧運就是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契機，一個平臺。站在這個平臺上去做，這一次中國呈現出來的，絕不是以一個完全的東方話語的形式去跟西方文化交流，而是一種新文化的生成。
《環球》：您認為奧運帶來的這樣一種文化交融，會給以后的中國留下什么樣的精神遺產？
于丹：我不想把它稱為精神遺產，或者奧運遺產，因為我說的文化是一種生生不息、正在生成過程中的東西，而所謂遺產是死了的東西。我們現在創造的不是一種死去的文化化石，而是正在生生不息的文化生態。我們現在應該思考更多的是后奧運時代的中國文化。對我們來講，奧運不是一個運動會，留下幾塊獎牌幾個獎杯這件事就算過去了，它是一個新的文化融合，而且這種文化不是一些抽象的東西，是一種生活方式。
你看奧運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硬件設施，創造了很多第一，比如說T3是世界上單體最大的航站樓。我在T3里就很感慨，因為從剛開始投入使用，我就老出差老在里面轉，我看到那么大的候機樓，那么現代的設施，那么通暢的電動通道，但是就在那么寬的通道上，大家還是不知道靠右站立，還是很擁堵。那時我就想，當我們硬件都上來后，軟件文化會留下什么呢？結果，我前幾天再回來，發現大家已經習慣了，在通道上面，站立的會自覺地靠一邊，通過的人就走另外一邊。一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就可以有一些新的文明習慣在生成。
另外一個，差不多也就在兩個月前，我們的限塑令剛出來的時候，大家會覺得很不方便，去買東西另外交錢的話，會覺得很麻煩。但現在，我周圍很多人出門的時候，已經會拎一個可以循環使用的布袋子，已經習慣了。
所以奧運給我們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文化？我很不喜歡說文化遺產，因為我們不是在留一些死的東西。真正的文化是什么？在西方的界定是，文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的總和，也就是說，它就是我們活在當中的一些文明習慣。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奧運能留下的后奧運時代的文化。(來源：《環球》雜志 夏海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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