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大多生于上世紀80~90年代，父輩因早年進城務工被稱為農民工。他們遠離農村田間勞作，習慣并常年留在城市生活，但他們卻與父輩一樣都是農村戶口，被稱為“農民工二代”。
本報北京訊 (特派記者 王麗）因社會保障、住房等一系列問題橫亙于前，“農民工二代”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問題，引起了全國人大代表的關注。
問題1： 社保沒著落住房沒影子
全國人大代表劉會蓮是來自陜西合陽農村的一名普通村黨支部書記。她說，全村400戶村民，每家至少都有一個孩子在外常年打工。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的這些年輕人，一年到頭都不怎么回家。還有一些人因為打工或做生意賺了錢，直接就把父母孩子接到城里生活。
“他們大多數人已經不習慣農村的生活，更不會干農活。”這是“農民工二代”留給劉會蓮代表最深刻的印象。她還發現，這些年輕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因為沒有城里戶口，找工作有很大局限性，社保沒著落、住房更沒影子”。
劉會蓮代表說：“沒有參加社保，連最基本的醫療保障都沒有，一旦受了工傷或遇到交通事故，沒有保障不說，還會給整個家庭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另外，因為戶口問題，他們對選舉和被選舉也沒有什么概念。”
問題2：是城市化的邊緣群體
劉會蓮代表的擔憂不無道理。全國人大代表、西安未來國際軟件有限公司總裁王茜也注意到了這個目前較為普遍的問題。
王茜說，和他們的父輩一樣，“農民工二代”是城市化的邊緣群體，他們遭遇住房難、看病難等問題，在城市扎不了根，在農村斷不了根，成為“兩棲人”、“漂泊者”和社會“弱勢群體”。
“如果國家能出臺統一的政策性文件，在大城市放松、放寬農民工進城落戶的條件，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制定吸引農民工進城落戶的有關政策性規定，將是對這個群體最大的安慰。”王茜代表感慨地說。她認為，只有從政策、制度上破除對農民進城落戶的限制，才能解決因戶籍問題產生的諸如教育、社保等一系列制度性障礙。
王茜代表還建議，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牽頭建立全國統一的社保資金管理機構，規范各省市已出臺的農民工社保資金跨省轉移辦法，并借鑒“銀聯卡”辦法，借助現代銀聯網絡，將“農民工”及“農民工二代”的養老、醫療以“專用銀聯卡”形式納入“銀聯卡”管理系統。“通過他們的服務單位或個人按月繳納，‘專用銀聯卡’由他們自己隨身攜帶，即使跨省轉移也只需通過銀行柜員機操作，就能實現即時轉移。”
王茜說，能在城里買房定居的“農民工二代”畢竟還是少數，隨著城中村的逐漸消失，他們的住房問題也不容忽視。
建議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會同國土資源部出臺“在大中城市建設農民工集體宿舍、微型單元房、標準廉租房和短期失業免租房”的相關政策性文件，讓更多“農民工”及“農民工二代”能住進可滿足基本生活條件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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