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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治理結構決定小貸公司生死
央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9月30日，全國小貸公司數量達7398家。在小貸行業漸成燎原之勢的背景下，廣利恒的解散個案對于小貸行業有哪些警示意義，小貸公司如何發展才能避免重蹈覆轍？該案件對于小貸行業的監管又有哪些啟發？為此，法治周末記者專訪了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秘書長白澄宇。
持股比例規定埋隱患
法治周末：根據《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暫行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廣利恒的發起人出資比例超過規定的上限，您認為監管方面是否存在不到位的地方？
白澄宇：我覺得該公司股東內部控制權的問題監管層很難發現，屬于投資人故意隱瞞信息和蒙蔽監管部門。當然，更審慎的監管也不是完全不能發現問題，但監管成本會極高，對于非存款類機構，沒必要那樣審慎監管。
法治周末：在導致廣利恒解散的諸多原因中，您認為最致命的原因的是什么？
白澄宇：最致命的就是在股權結構上名不副實，造成公司治理不穩定，為業務風險埋下禍根。公司順利發展時，股東利益相對有保障，問題不會爆發。一旦經營出現問題，股東矛盾造成的分崩離析就會爆發。出問題是遲早的事情。
法治周末：監管部門在相應的指導意見和管理辦法中，規定主發起人的出資比例不超過20%，這主要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白澄宇：監管層主要是從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考慮的，股權分散一些，決策的失誤相對來講就要小一些；再者，監管者認為，相對分散的股權結構有助于形成內部監督機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非法集資的可能性。
法治周末：廣利恒曾經存在的問題在目前的小貸行業有沒有一定的代表性？
白澄宇：有一定代表性。其實，2005年第一批小貸試點的小貸公司中就有類似問題。四川廣元小貸公司最初的股東資質就有問題，還沒開業就打起官司。小貸公司是真正的民營機構，和其他民營企業一樣，普遍存在現代企業制度不完善的問題，而治理結構是其中很致命的因素。
法治周末：廣利恒的解散對于其他小貸公司包括整個行業有哪些警示意義？
白澄宇：廣利恒的解散非常有警示意義。因為小貸公司現有管理辦法中對股東結構的規定有些不合理因素，造成有些公司不得不通過虛假手段滿足監管要求，其實這對投資者自己來說有很大的制度性風險。現有小貸公司應該對公司治理結構做評估和梳理，盡早排除隱患。而新申請的小貸公司，應該盡量避免在一開始就犯同樣的錯誤。
法治周末：您所說的這些不合理因素主要指什么，是主發起人的持股比例限制嗎？您認為應該放開持股比例限制嗎？
白澄宇：人民銀行、銀監會對于持股比例的規定，只是一個指導意見，地方政府直接將其寫入了當地小貸公司管理辦法，成為了硬性指標，一些企業為了達到這些指標，就會采取各種辦法繞開監管規定。其實現在內蒙古、江蘇等一些地方都允許設立外資獨資小貸公司，從國民待遇的角度講，民營資本投資小貸公司也應當同等對待；再者，股權過于分散，也會使得各方很難達成一致意見，影響決策的效率。總體而言，監管機構對小貸公司的股東持股比例可加以引導，不必做硬性規定。
政府應放寬小貸監管
法治周末：您如何看待廣利恒所采用的“包收包貸”模式？這種做法是否違反了相關管理規定？
白澄宇：采取什么樣的放貸模式可以由小貸公司自己決定。這起案件暴露出來最重要的問題是，廣利恒沒有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公司的運作，公司的股東已經介入到了公司的日常經營，且信貸管理沿用了民間融資那種依賴熟人關系的粗放方式。
法治周末：對于廣利恒的成立，各方都認為成立的“過于倉促”，為了不浪費指標，當地政府也積極促成小貸公司的成立。您認為在小貸公司，包括以后的民營銀行，在設立過程中，當地政府應該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白澄宇：還是要區分存款類和非存款類機構，對于存款類機構一定要審慎嚴格準入，有一絲風險都要排除。而對于非存款類小貸公司，準入可以放寬一些，因為貸款公司的基本原則就是民間投資，風險自擔。政府可以提出監管要求，引導投資人按照合理的方式進行投資。如果投資人自己違反原則，出了事情不要找政府。
法治周末：在對小貸公司的監管上，目前在中央層面其實是缺位的，但小貸公司無論是數量還是貸款規模都在與日俱增。從行業的健康發展角度講，您認為在規范這個行業秩序上還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白澄宇：既然小貸公司不是存款類金融機構，可以采用非審慎監管的辦法。建議中央明確一個政策主管部門，制定原則和政策，具體監管由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執行。在監管過程中，政府關注的重點應該放在其合法性上，比如要嚴格限制小貸公司參與非法集資或非法吸收公眾儲蓄。對于具體信貸業務等技術層面的問題，政府監管的成本非常高，其實可以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由行業協會制定自律規則和手冊，為會員提供培訓和技術支持，幫助從業機構不斷完善自己的管理。（文章來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