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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冬,孫中山和自立軍骨干在日本東京合影。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共和國在我們腳下這塊黃土地上出現的時間滿打滿算也不過百年時間,與有著2000多年悠久歷史的封建專制制度相比,只是短暫的一瞬間,但是中華民族由此步入了一個新時代。
100年前,武昌首義的槍聲徹底埋葬了滿清王朝,君主專制制度宣告終結,中國第一個共和國出現在世界東方。
為“終帝制”,孫中山義無反顧,愈挫愈奮;為“起共和”,孫中山歷盡艱辛,百折不回。正如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所說:“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魯迅這樣評價:“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一戶普通農民家庭。早年先后求學于檀香山、廣州、香港,行醫于澳門、廣州。1894年5月,上書李鴻章主張變法自強遭拒,同年底再赴檀香山創建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1895年,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策劃廣州起義,事敗流亡海外,宣傳革命。1896年在倫敦被清朝駐英公使館誘捕,脫險后曾留居英倫,研究西方政治經濟理論,尋求救國真理。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領導成立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制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正在美國的孫中山即赴歐進行外交活動。12月25日,孫中山回到上海,4天后被17省代表會議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職。
盡管武昌首義時孫中山并不在國內,也沒有直接參加領導這次武裝起義,但他還是被推舉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應該說是眾望所歸。
首先,武昌首義是在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同盟會的革命思想影響下發生的。早在同盟會成立的時候,孫中山就已經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并在隨后與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的論戰中旗幟鮮明地指出腐敗的清廷不僅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且已成為帝國主義的走卒,不推翻它中國將被斷送,只有“興民權,改民主”,中國才有出路。這場大論戰,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做了有力的思想準備。
其次,同盟會成立后,孫中山領導開展了廣泛的革命宣傳,領導組織了多次武裝起義,其中1911年的廣州起義震動了全國,大大激勵了革命黨人的斗志,成為辛亥革命的前奏。因此,人們都把孫中山看作革命的象征。正如后人所言:“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臨時政府大總統之職位)應屬孫文。”
辛亥革命只是實現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初步目標,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還遠未到來,孫中山的使命也遠未完成。
為了共和,孫中山不貪戀權力,決然辭去臨時大總統;為了共和,孫中山先后發起“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1924年,孫中山更是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國民黨。
縱觀孫中山一生,他只為一個理想目標而奮斗,即“起共和而終帝制”,振興中華。建立共和國只是其革命理想的第一步,“一躍而登中國于富強之域,躋斯民于安樂之天”,乃其為共和國規劃的宏偉藍圖。1918年6月,無奈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的孫中山離開廣州到達上海。在這里,他思考辛亥革命后出現的亂局,探索中國革命的癥結所在,積極構思國家現代化的總體設想,《建國方略》應運而生。
《建國方略》包括《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等3篇文章。這部洋洋10萬余言的著作集中體現了孫中山對中國民主、民權和工農業、交通現代化等的宏大設想。數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正在邁著大步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對于孫中山,國共兩黨都尊他為革命先驅。國民黨尊他為“國父”,共產黨稱他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偉大的“愛國者”。每年國慶節,北京天安門廣場上都會豎立起孫中山先生的巨幅畫像,與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澤東畫像相呼應。
近百年前,孫中山就說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國家一天不統一,就不能說革命成功。”國家統一是全體國人的最大愿望。辛亥百年,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當有所思、有所行。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彌留之際,他仍念念不忘“和平”、“奮斗”、“救中國”。他在遺囑中寫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我們紀念和緬懷這位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就是要繼續追求民主、平等、自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劉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