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邀請了很多日本政界人士在奧運會期間訪華，其中還包括以反華“著名”的石原慎太郎。
馬挺：奧運應該排除政治。這正是一個范例。至于石原本人，我不予評價。只是看到，以前張口閉口“支那人”的他，最近，在記者問到有關問題時，卻含混支吾：我在兩邊（中國的大陸與臺灣）都有友人……云云。
劉軍紅：因為東京也在申辦奧運會，作為東京都知事要了解和參與北京奧運會，非常正常。至于他自己有什么政治主張，和奧運本身沒太大關系。
國分良成：如果在國際關系中僅僅憑意識形態或什么主義行事，那么必定要碰壁。不管是什么意識形態還是什么主義，必須以差異的存在為前提，維持起碼的交流。日本和中國在歷史、體制、思想等方面有諸多不同之處。我們不必試圖通過交流來改變對方，但是通過交流來增進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礎上加強交往是可能的。也就是說，重要的是如何互相尊重對方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開展現實主義交流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很現實地邀請各國的重要人士，而各國的重要人物也不管所持的立場如何而前來參加中國首次舉辦的奧運會是一個值得稱贊的現象。
請允許回到歷史問題上。您認為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可以預測一個徹底解決的方式與時間表？
國分良成：我認為日中間的歷史認識問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環顧世界，沒有一個地區能夠干干凈凈地解決歷史問題。但是互相承認并理解差異的基礎上，拉近距離是完全可能的。目前日中兩國的有識之士正在實行歷史共同研究。預計年內會公布部分研究成果。我對那些在兩國國民的注視中，從事艱難的研究活動的雙方委員致敬，對他們的勇氣與決心表示贊賞。不過話又說回來，歷史不應該是各個國家代表討價還價后達成的結果，它本應是在嚴肅的學術氣氛之下進行的學術研究的對象。今后，應該多開展民間學者為中心的歷史共同研究活動，在不設時間表的前提下，明確更多的歷史事實，力求達到更多的共同認識。關于歷史認識問題，我認為重要的是日本不應忘卻，同時中國也不該過分強調。
劉軍紅：歷史問題是一個認識問題。現在雙方并沒有回避，而是在積極地對歷史進行重新認識。盡管歷史原本是不需要重新認識的，但是既然雙方有認識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影響到兩國關系和民族感情，那么后代就需要對它有一個盡可能客觀的認識，有一個正義的認識。不管是什么時代，中日關系怎么發展，正義的歷史觀都是中日關系順暢和健康發展的前提。
馬挺：首先，必須明確，歷史、歷史認識、歷史教育是分屬不同范疇和層次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之所以產生并存在至今，就是因為混淆了上述三者的界限。而所謂“共同歷史研究”，還是這一混亂的延長。要想由此產生什么有建設性的結果，那是天方夜譚。所以，“中日歷史認識問題”無所謂解決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設想一個時間表。
作為長期居留日本的中國人，我只想說，從整體來講，日本人“對歷史的反省”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中國人的相像。比如：遇到大型自然災害，日本自衛隊沒有地方行政首長（如縣知事）的要求，即使有最高司令官的首相的命令，也不能走出營門一步去救災。原因是防止歷史上日本軍隊曾發動軍事政變，導致軍部統治，走向軍國主義的歷史重演。據說，這一規定直到１９９５年阪神大震災后才有所緩和。
您個人對中日關系今后的發展是否持樂觀態度？能談談理由嗎？
劉軍紅：是的。我覺得世界在變，地區在變，中日雙方也都在變。在這個過程中，戰略互惠、政治互信、政策協調，有利于雙方維護共同利益。順暢的兩國關系，是保證雙方穩定發展的共同前提，這是大家基本上已經有的共識。有了共識，才能很好地協調發展中的矛盾，對中日關系就大有裨益。
國分良成：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既不樂觀也不悲觀。只有把悲觀要素最小化，才能達到樂觀。兩國關系處于低潮時受傷的國民感情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根本好轉。展望未來，日中兩國間仍將發生很多突發事件。重要的是努力防止問題發生的同時，建立制度性機制，將突發性問題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避免突發性事件導致整個兩國關系的惡化。近年來的情況，反映兩國領導人已在相當程度上共有這種認識。
在某種意義上，正因為關系惡化了，才有了今天的首腦交流、軍事交流、青少年交流、文化交流上的突破性進展。而這些成果又為未來的兩國關系奠定了基礎。
馬挺：不樂觀。或者說，無所謂樂觀與悲觀。近來中國的媒體上經常出現一個日文詞：“平常心”。我建議對中日關系要逐漸趨向于“平常心”。也就是逐漸淡化、減輕中日關系在中國人心中的印象和分量，逐漸把日本作為一個平常的、普通的鄰國，把中日關系作為諸多對外關系之一來看待、對待。不要因為對岸“風吹草動”就“雞飛狗跳”。這樣往往會中了不喜歡中日兩國平靜相處某些勢力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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