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黔中文化資源整合需求談區域文化創新
安順稱之為“黔之腹、滇之喉、蜀粵之唇齒”。歷史上的安順，在秦代設郡置縣，漢代與中原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流逐漸增多，元代形成集鎮，至明代徐霞客壯游西南時，已是“城垣峻整，街衢宏闊”，……“城樓跨街，市集甚盛”。清代，地方工商業逐步發展，形成“黔中商埠”，“商業之盛，甲于全省”。 由于安順是貴州高原經濟開發較早的中心區域，使之成為了古代黔中文化的發祥地，成為近代貴州中西部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有不少關心貴州歷史文化的學者認為，貴州文化應著力研究安順文化。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安順居黔中，不同于貴州周邊市、地、州，接受川、渝、滇、湘文化的影響不大，從某種意義上講，安順文化應代表貴州文化的主流。
作為貴州旅游產業的先行者，安順擁有諸多古文化品牌。但長期以來，只在旅游觀光層面上找規模，只在生態自然培植上做宣傳，而沒有深入研究文化產業和旅游觀光業的融合發展。就夜郎旅游資源開發方面，也由于沒有總體規劃及策劃，某些市、縣、鄉任意為之，造成無序開發或無根開發，結果帶來“星多月不明”的低質效應。因此，相對于云南、廣西、四川等周邊省區而言，因開發設計缺乏文化產業理念，致使安順旅游產業的發展多年來亮而不優、大而不強。
筆者以為，僅“屯堡”、“牂牁”和“夜郎”三大文化資源優勢就完全可以托起安順旅游產業的半壁江山。屯堡文化是600年前明代朱元璋30萬大軍“屯軍阻滇”的戰略設計，戰略方案使朱元璋1/5的江南明軍及家屬落戶安順平壩，構建了具有江南文化風格的建筑村鎮。屯堡人把江南經商理念帶到貴州，打造了安順“商業之盛、甲于全省”的黔中商業文化模式。牂牁郡是漢代中央王朝在貴州設立的第一個中央集權地方政府。2006年寧谷漢遺址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到目前為止，寧谷鎮經專家正式發掘的漢墓至少有千余座。并且還發現9萬平方米建筑遺址和5000平方米的磚瓦窯。有關專家認為，貴州和安順有關方面應據“華陽國志”為源本，充分挖掘“牂牁”文化資源，為我所用，大力推進安順旅游文化建設。
夜郎王國的傳說很多，但從無史冊佐證夜郎王國的國都及發祥地。2007年，在安順鎮寧發現夜郎王印，并經國家文物部門驗證。據此，關于夜郎王國國都之爭應該有個初步結論。從專家研討的角度探索，至少應該把安順鎮寧作為夜郎王國的行政管理中心去挖掘和研究，而不是一味停留在夜郎區域的無序分布甚至多中心布局上。夜郎文化是很具體的。其獨特性表現為“神奇”；其內容可歸納為兩大特點、三大支柱、八大精神、二十五要素。兩大特點即文化形態的復合性，夜郎文化民族的多元性。三大支柱即洪水精神中的兄妹開親，竹王傳說，銅鼓文化。八大精神即：開放吸納、艱苦拼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興學崇教、自我管理、歌舞自娛、知足常樂。二十五要素即：畬山為田、干欄式樓居、搶婚、貫頭衣、披氈、藍靛、腰機、鼻飲、咂酒、吃火鍋、喜酸辣、抓食、打牙、文身、椎髻、蘆笙、銅鼓、牂軻柱、打兒洞、對歌成親、產翁制、打牛、多葬式、獵頭俗、尚巫儺。夜郎軍事文化和社會文化的挖掘和整理是一項具有極大開發價值的傳奇文化項目，對安順城市化建設及優化旅游文化資源有很強的傳承意義和現實意義。
除此之外，安順地戲、安順儺面儺具、安順蠟染、安順“三刀”、安順布依文化、安順地面小吃……等等。筆者認為，這些以文化為引領的傳統藝術，可以通過整合方式，實現黔中文化創新，增強發展活力，使安順旅游產業互為融通，推進文化產業做大做強，使之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支撐。
中國5000年文明史，文化資源極為豐富。中國地大物博，區域文化更是各有千秋。近年來，一些地區已經成功地進行了文化產業的挖掘整理。比如，杭州的西湖與靈隱寺森林帶，成都的府南河、都江堰與峨嵋森林帶，長沙的湘江與岳麓森林帶等等，都有著很好的生態基礎與很豐富的文化符號。這些從物質經濟到非物質經濟、從稀缺資源到非稀缺資源、從均衡競爭到非均衡優勢、從生產性項目到非生產服務項目的轉換，技術與跨越等等，初步構建了從生態文化資源到文化創意產業的資源鏈、產業鏈、文化鏈與資本鏈，形成了具有休閑與時尚文化城市的產業博弈優勢及哲學理念體系。再如，“沈大文化”的目標取向：以信息、知識、文化的融合，重構沈大都市圈的品牌要素與重組新經濟的人文活力。
廣東文化經濟擬在完善創新模式。一是構建文化與經濟互動平臺，形成社會再生產的全要素生產率與邊際資本遞增的新的增長方式；二是探索中國文化與全球文化的互動關系，形成從資源比較優勢到綜合發展優勢的創新模式；三是尋求廣東文化經濟發展與全球軸心經濟的“尋底競賽”對稱的正關系，實踐從世界平行開放到全球軸心經濟互動的戰略跨越與創新模式；四是立意打通非物質經濟產業資源與產業資本的正關系，提升產業資源的再生能力與全要素生產率、資源配置率，使資本擴張與物質經濟、非稀缺經濟能耗降低成正比；五是以體制創新方式提升人與文化的正關系，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非物質經濟文化的需求，發揮人的文化主體創造性。
廣東文化經濟的創新模式代表經濟增長較快的城市文化經濟導向，實際上是一種后經濟體系的商業文化模式，其核心問題就是文化產業的盈利模式與增長方式。我們推進區域文化創新，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此外，值得安順借鑒的還有云南文化產業模式——
據媒體演說，文化產業符號資源最豐富的是中國云南。如，西雙版納、香格里納、大理文化、臘瑪古猿文化。不僅有“云南映像”的生態符號，各具特色的民族歌舞（云南現已收集到各民族民歌2萬多首、舞蹈6千多套、喜劇2千多個、器樂200多件、敘事長詩50多部），還有如潑水節、火把節、刀桿節等節慶大型活動。另有扎染、制陶、大理石工藝的文化制造業。尤其是在文化藝術方面，文學有《北孔大地》、戲劇有《鳳民彝蘭》、小品有《心靈的陽光》、音樂有民歌《海棠腔》、舞蹈有《云南映像》、影視有《若瑪的十七歲》等等。
云南文化產業模式是文化資源管理為主的文化產業發展模式，云南符號的文化資源與文化原型豐富多彩。云南人抓住云南符號，確定了“以體制改革為突破口，經過努力，到‘十一五’末，形成一批主導產業，發展龍頭產業，培育一批競爭主體，打造一批著名品牌，建成門類齊全、運轉有力的文化產業體系，使城鄉居民文化消費支出占全部消費性支出的比重顯著提高，使文化產業增加值占云南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10%”的發展目標。
應該說，安順的民族風情及傳統文化與云南有異曲同工之妙。安順的自然資源、傳統文化、藝術產品以及文化產業的開發價值，完全可以同云南任何一個地區相媲美。但是，事實卻是兩者客觀上存在著差距。這不僅僅是欠開發、欠開放的問題，關鍵是要構建文化產業這個平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