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偷”和“大愛”，哪個是真實的余秋雨？
剛剛在重慶做了《世界背景下的中國文化》講座的余秋雨先生，據報道在講座中大談“大愛文化”；指責中華文明“不在乎公德”、“不在乎實證”，指責知識分子不敢承擔社會責任，言辭間痛心疾首。此情此景，我們不僅要問：究竟哪一個是真實的余秋雨？是博文中侮辱批評者為小偷、嘲諷大眾智商的余秋雨；還是講臺上宣講人間大愛的余秋雨？是強調中華文明應在乎實證的余秋雨；還是至今未拿出實證、卻沒有絲毫歉意的余秋雨？是激昂宣講社會公德的余秋雨；還是對公德漫不經心、甚至戲噱大眾公德意識的余秋雨？
在這個問題上，余秋雨的回應不僅比前文所述的作家們都強悍，而且也比高等學府的孫東東教授和本應財大氣粗的著名企業家更剽悍。不久前，同樣被公眾質疑的孫東東教授，很快向大眾道歉；2008年，萬科總裁王石在捐款遭質疑后，不僅以過億捐款的實際行動，而且以對大眾的“無條件道歉”，表現了商家的社會責任。身為作家的余秋雨先生，即使與真正的企業家王石相比，襟懷境界似乎也低了很多。行文至此，余先生的“大師”封號自然不敢再提，而余秋雨是否是合格的文化商人，也還是一個懸疑。因為，在市場經濟時代，商家同樣需要道德準則和大眾認可。
問題是，大眾對捐款門的道德質疑，真的如余先生博文所理解：是出于齷齪心理、盯住了余秋雨先生鼓溜溜的錢袋嗎？筆者以為，恰恰相反！多年來，不是大眾讀者盯緊了余秋雨的錢袋，倒是余秋雨從大眾讀者的錢袋中，受益多多。正是千千萬萬熱愛中國文化的普通讀者，用自己并不寬裕的錢袋，養育了身為作家名人的余秋雨，使他擺脫清貧，成為衣食豐足的文化富豪。沒有讀者，余秋雨的財富從何而來？余秋雨的名人地位，又豈能從天而降？所謂明星學者、文化名人，不正是由大眾媒體推出，得益于廣大讀者的真誠信任和慷慨給予嗎？可以說，讀者就是余先生的衣食父母。余秋雨先生就算覺得委屈，或者確實被誤解，但出于知恩圖報，也應向廣大讀者說明真相、解釋懸疑，以獲得讀者的寬容諒解和再度認同。
畢竟，徹底拒絕大眾、戲弄讀者的作家，就會遭到大眾讀者的全面拒絕。這是無法更改的市場規律。
三、“捐款門”與文化批評的缺席
被有些報道稱為文化“審丑”的“捐款門”，為何會被放大到公眾空間？我以為，這暴露了近年來文化批評的嚴重缺席。
首先，評論版面的大幅縮水，使文化批評缺乏發表平臺和對話空間，這是客觀物質原因；其次，批評者的責任缺失，更是文化批判失語的主觀因素。今天，“紅包”批評已司空見慣，更露骨的是，某些批評者甚至把自己的學術和人格，都當作商品出售，或者論字開價，或者唯權唯錢，毫無道德準則。文學界自身喪失了行業自律，作家的道德人格無人監督。僅今年上半年，作家抄襲、主席雇槍手、余秋雨捐款遭質疑等來自文學界的負面新聞，就不斷刺激著大眾的神經。這是文學界的悲哀，更是評論家的失職。
在此情況下，網絡等新媒體承擔了主流媒體的使命，中國大眾則承擔起文藝批評的責任。于是，“捐款門”等關注作家道德的文化問題，才會放大到公眾空間，成為公眾性的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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