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我們的語言便屈身于外在強加的避諱和內在自律的忌諱，同時醉心于動聽的象征性概念，而忽略直指事實的明白確切的指稱。老子曾痛心地疾呼“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然而儒家的正名主義者則心安理得地宣稱“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對于有臉面的人，不能隨便批評。《榖梁傳》有所謂“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我們中國人的大腦有一種特殊功能，便是時時留意哪些語言用法是備而不能用的。這樣一來，大腦的語言功能自然朝著安全而動聽的方向發展。漢語的聲音韻律之美，于是與漢語的象征遮蔽之病，并駕齊驅，難解難分。
五四先賢曾對桐城選學之類搖頭晃腦發昏做夢的假象性古文大加撻伐，力倡白話文，可謂功不可沒。可惜不久便形成新式的意識形態八股文體和說話方式。語言文化的演化，往往是新式不覺脫胎于舊，而陳舊搖身一變為新。現代漢語，顧名思義，本應有現代性格。什么是現代性格呢？其實也沒有什么高遠難及的標準，無非是現代人類已經達到的，諸如科學、民治、市場之類的建制，以及適應這些建制的社會意識。說來容易，然而現代意識及其語言的最通常的用法，無論科學術語的規范與普及，憲政慣用話語的通行，抑或契約規范、時間效率、法律明確、思維簡潔等等的語言習慣，在我們的現有語言中是如此珍稀難覓，偶有所見，亦如陽春白雪，徒引路人側目而已。
新八股的表現，可以是政治意識形態式的，也可以是商業潮流式的，總之用少量定型的詞語，套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種場合，造成千人一面、萬人同聲的社會局面。如果人人張口便是什么“名牌，明星，名人，名車，名狗，名貓，名表，名鞋”，什么“飆車，賽車，玩車，買車，養車，偷車”，什么“小姐，小蜜，靚女，帥哥，二奶，三奶”，什么“桑拿浴，按摩室，美發廳，洗腳房”，什么“高消費，高投入，高產出，高爾夫”，什么“帥呆酷斃，一頭霧水，大跌眼鏡，吸引眼球，人間蒸發”，甚至什么“菜鳥，初哥，大蝦，恐龍，醬紫，拍磚，灌水，水母”——如果人的意識被這些紙牌般的簡陋詞語牢牢套住，稍欲動腦便落入窠臼，還能有多少獨立思維的余地呢？
文/唐逸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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