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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1
盜竊故宮就該重判？
“作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宮里的一草一木無不傳承記載著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公訴人稱，石柏魁在國人剛剛歡度完五一長假之后的和諧氣氛中，潛入故宮竊取財物，其行為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他還指出，此案造成的后果嚴重，被盜的9件展品雖有6件被找回，但均有不同程度破損，難以修復，且有另外3件展品無從查找。丟失的3件展品雖有15萬元的保險賠償，但“遠不能撫慰收藏人的心靈，無法對其輾轉世界各地耗費數十載收藏珍品的藝術情感作出圓滿交代”。更讓到故宮參觀的游客永遠失去了現場參觀丟失展品的機會。
“在古老莊嚴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石柏魁盜竊后給我們留下了散落一地的窗欞碎片。”公訴人指出，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實施盜竊造成公私財物毀損的，也應從重處罰。
辯護人張永紅對此表示不能認同。“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在故宮里盜竊就是情節特別嚴重”，他說，《刑法》第264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特別巨大或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3款的規定，盜竊數額達到數額巨大的起點，并具有下列8種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1.包括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2.盜竊金融機構的；3.流竄作案危害嚴重的；4.累犯；5.導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6.盜竊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款物，造成嚴重后果的；7.盜竊生產資料，嚴重影響生產的；8.造成其他重大損失的。
張永紅認為，通過對上述規定的解讀，石柏魁的行為完全不符合這8種情形，并沒有達到法定的情節特別嚴重。“與一個普通的溜門撬鎖案沒有區別”。
張永紅還特別提到，不能因為石柏魁給全國人民“添堵”就加重處罰。“這完全不符合情理。”
公訴人：此案社會影響極其惡劣辯護人：與普通溜門撬鎖無區別
焦點2主觀惡性是否較深？
公訴人認為，石柏魁的主觀惡性較深。根據他在公安機關的供述，他就是想到故宮偷一件物品，這一輩子就不用愁了，且他在去故宮行竊前后，還涉嫌兩起其他盜竊行為，這體現了他好逸惡勞的本性，應從重處罰。公訴人還對石柏魁進行了法庭教育，希望他能反思自己，誠心改造，出獄后做一個遵守法律的人。
辯護人則認為，石柏魁盜竊的主觀惡性并不大。因為通過法庭調查可知，石柏魁并沒有事前預謀，他沒有策劃，沒有帶工具，哪怕是背個包。他在展館內照明的手電筒和逃跑用的電纜線都是故宮里面現場有的。且他對盜竊的目標都不明確，不知道要偷什么，完全是躲雨的時候臨時起意，誤打誤撞。
辯護人還指出，此案情節也不惡劣，因為石柏魁本身并不身懷絕技，現在都說不清楚為什么拉電閘。他堅持認為，此案只是一個普通的盜竊案，只是發生在一個敏感的地方，那就是故宮。
公訴人：他好逸惡勞主觀惡性深辯護人：他誤打誤撞系臨時起意
焦點3失竊展品價值連城？
在檢方的起訴書中，并沒有給出被盜展品的價值。檢方只確定了9件展品投保金額共計41萬元，其中被石柏魁遺棄而丟失的3件展品投保金額為15萬元。公訴人表示，香港兩依藏博物館等出具的相關證據顯示，所竊物品均為黃金、鉑金、鉆石、寶石等貴重材料做成，出自名家之手，非常稀有，具有不可復制性。這充分體現了被盜展品的價值，也正因為如此，相關專家、鑒定機構難于評估。
辯護人對此稱，偵查機關出具的材料顯示，案發后，北大寶石鑒定中心以及北京市價格認證中心對涉案物品都明確表示拒絕鑒定，并作出不予價格認定的結論，理由就是“真假難辨”“出處不詳”。
“公訴人一再強調此產品無法仿制，價格昂貴，但真的昂貴到價格機關都不敢給予評價的地步么？肯定沒有。再昂貴的產品，價值連城，總該有個價值。”辯護人認為，從專業機構的分析來看，失竊物品到底真假，目前定不了。“如果是貨真價實的，就特別值錢；但如果假的，就是一文不值。”辯護人認為，對存疑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公訴人：展品昂貴所以無法評估辯護人：真假難辨可能一文不值
焦點4故宮是否存在責任？
辯護人昨天指出，本案固然有石柏魁主觀和客觀上的錯誤所致，但也應該認識到，本案反映出故宮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比如責任心不強等責任問題。證據顯示，被盜展館的報警系統是在晚上8點27分發生故障，值班員11點多才發現。保安員在事發當晚發現石柏魁后，沒有采取切實有效措施，致使他翻墻逃走。
公訴人對此表示，本案的嚴重后果，都是石柏魁實施的盜竊行為本身造成的，不在于故宮的管理問題。
在反駁辯護人時，公訴人還做了比喻：“辯護人的上述意見無異于盜賊看到他人身佩昂貴的金銀珠寶，產生盜竊之意，被抓獲之后歸咎于他人攜帶了上述珠寶。見到美貌女子，心生歹意之后，歸咎于女子長得漂亮。”
辯護人：故宮存在管理漏洞問題公訴人：失竊案與故宮管理無關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裴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