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GDP“綠色”排名靠前 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和GDP扣減比例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在9月7日公布的綠色GDP報告中，雖然沒有公布各省、市、自治區的具體數據和排名。但據了解，北京無論是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占GDP的比例，還是環境污染所要扣減的綠色GDP比例，都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在核算的31個省、市、自治區中排名靠前。
據介紹，原有GDP需要扣除的虛擬治理成本方面，全國的平均數值為1.8%，共有21個省市高于這個標準，而北京則是10個低于這個標準的省、市、自治區之一。
在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方面，全國的數字是占GDP的3.05%，有14個省市高出這個標準，北京則低于該標準，依然排名靠前。
統計數據表明，北京2004年環境保護投資達到141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3%.
曾有人擔心地方政府對核算結果和排序存在異議，這就很說明問題。
最大的挑戰一是配套的資源環境統計制度、核算結果發布制度和核算監督管理制度能否很好地建立起來。
統計數據不準確、核算結果必然遭到質疑，發布和監督存在漏洞，考核效果必然不理想，指標就流于形式。
■專家解讀
專家解釋北京綠色GDP排名何以靠前
“北京污染的感覺被放大了”
一般市民看來，北京的空氣污染以及水資源問題都比較突出，而且北京是資源依賴型城市，北京綠色GDP的數據準確嗎？排序的意義何在？9月7日，記者采訪了綠色GDP核算標準研究項目組專家、中國環境規劃院總工程師王金南。
據王金南介紹，GDP扣減比例越低，GDP的綠色成分自然就高一些。北京作為國家10個綠色GDP試點省市之一，自己也在計算綠色GDP虛擬治理成本。目前北京自己的數字已經計算出來，結果和這次公布的基本差不多。
至于北京的GDP環境污染扣除量為什么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王金南認為，這就是人們感覺的問題。感覺的東西和核算的結果是不一樣的。首先，畢竟北京人口少，1000多萬；第二，感覺北京空氣污染重，但要和山西比，和河北的一些地方比，就不那么嚴重。此外，北京是首都，是國際化都市，王金南認為這使得人們對環境污染的感覺有些放大。
“應該說北京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環保還是做得不錯的，就拿水（資源治理）方面來說，北京投入的成本就是比其他地區高”。王金南表示，因為試點省市的參數比較細，核算也還沒結束，加上排名和經濟總量也有關系，所以現在還沒法下“北京是不是全國最好”的結論。但是，王金南認為排序是有意義，由各個地方來看更有意義。“哪些地區環境治理成本高就能看出來了。”王金南說，北京方面和國家項目組一直相互交流，為國家項目組提供了很大幫助，包括很多具體的參數。目前，北京自己的環境退化成本也正在算，國家項目組也要求北京在今年年底前算出來。
■訪談
“綠色GDP就是要扭轉政績觀”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稱，建立綠色GDP體系難在克服官員固化利益結構
經過兩年多努力，中國首個綠色GDP核算報告終于出臺了。作為綠色GDP核算領導小組組長之一，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非常興奮，笑稱一時激動穿上了西服。新京報記者就綠色GDP獨家專訪了潘岳。
傳統GDP
污染也成經濟增長點
新京報：為什么中國要克服種種困難，算出綠色GDP？
潘岳（以下簡稱潘）：綠色GDP是一種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它把經濟活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因素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在過去20多年里，中國GDP年均增長9.5%，但利用單一GDP來衡量經濟發展，負面效應很顯著。多年計算的平均結果顯示，中國的GDP增長中，至少有18%是靠資源和環境的“透支”實現的。
新京報：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嗎？比如領導干部的政績觀。
潘：以往GDP核算體系是以市場化的產出來衡量經濟發展的。在這樣一個體系中，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都是“免費商品”，其耗減和環境質量的下降不但不會減少GDP，治理污染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收益反而計入GDP，污染也成為了GDP增長點，這就給決策者提供了錯誤信息，使決策者通過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來獲得經濟的高速增長。
因此，單純用GDP來考核領導班子的政績，必然有失偏頗。科學發展觀不能流于一句口號，要想扭轉地方干部的政績觀，就必須有一套堅實的制度去支撐，綠色GDP就是這種制度之一。
新京報：也就是說，能扭轉政績觀？
潘：如果起不到作用，當初我們就不搞了。曾有人擔心地方政府對核算結果和排序存在異議，甚至有的地方已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結果，這就很說明問題。有所顧忌，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一半。
我相信通過發布這樣的年度核算報告，必定會成為各地綜合業績的評價指標，必定會激勵各級領導干部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顧及到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和資源問題。不論他們是主動顧忌，還是被動顧忌，只要有所顧忌就好，而且，我相信隨著工作的持續開展，他們的觀念會從被動顧忌轉向主動顧忌，從主動顧忌到主動選擇，從而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
3.05%的警示
要擔負多少環境債
新京報：這次核算讓我們了解到一個驚人的指標：3.05%，有什么警示？
潘：在目前的技術水平和數據支持下，僅計算了十項污染損失，就已經占到了GDP的3.05%，如果把所有沒有核算的內容加進去，可以想象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將是一個多么巨大的數字。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創造了GDP神話。那個時候社會上下思想都有一個誤區，也包括我自己，認為只要吃飽肚子了，就會有足夠的手段來解決各種政治、社會和環境問題。然而現實告訴我們，如果政治文明不跟進、社會發展不協調，環境保護不重視，短暫繁榮的背后必定是漫長的嚴冬。
新京報：的確值得反思。
潘：我們還需要思考，28年經濟發展的效益究竟體現在什么地方？3.05%，我們正在為經濟發展的環境債而付賬！我們又應該付出多少生態債？我們是否需要為喝不上干凈的水的3億農民付賬、為滯后的體制付賬，為加重的社會矛盾付賬？！這筆賬我們還沒有全部算出來，也留給大家一個思考的空間。
新京報：另一個數字1.8%有什么啟示？
潘：是環保投資嚴重不足。虛擬治理成本1.8%換算為環保投資大約為當年GDP的6.5%，也就是說如果2004年我們投入1萬億，就能基本解決工業和生活點源污染的問題，但2004年實際投入的污染治理投資僅為1900億元，不到20%。
新京報：這帶給環保部門什么影響？
潘：自身能力有待加強。缺乏臭氧、PM10等污染物的監測能力，我們無法測算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損害；缺乏對溝塘渠池的監測能力，我們就無從知曉有多少農民受到不安全飲用水的威脅、有多少農作物受污染、缺乏充足的人員，我們就無法得到可靠的統計數據。
新京報：中國怎么應對這兩個數字？
潘：第一，爭取國務院和相關部門的支持，加大環保投資；第二，加強基礎工作，做好全國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和污染源調查；第三，深入挖掘核算結果，制定積極有效的環境經濟和管理政策服務，提出有效的農村環境治理干預政策；第四，全面提升環保部門的管理能力。
下一步，我們環保局的各部門將積極爭取財政支持，有的放矢地調整污染治理政策、協助地方完善產業布局規劃。同時，我們課題組在繼續完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完成年度核算報告的同時，還將深入挖掘核算結果，陸續開展環境稅收、生態補償等環境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
最大挑戰
克服官員固化利益結構
新京報：今后綠色GDP會每年公布嗎？
潘：會。
新京報：我注意到在這次公布的報告中，并沒有各省區的具體排序，據說是還沒有完全通過論證，以后會公布嗎？
潘：會。
新京報：有沒有現成的綠色GDP標準可借鑒，核算的難度在哪里？
潘：這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在世界上沒有成功經驗可借鑒，確實面臨許多挑戰和難點需要逐步摸索，如基礎數據不能很好的支持，而且核算的制度安排還一片空白。
另外，觀念落后、資金、部門協調、數據調查、進度安排等許多困難都是未曾預料的。順便介紹一下，兩年來的課題研究，國家沒給一分錢，經費全是我們自籌的，其中辛苦可以想見。
新京報：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潘：最大的挑戰一是配套的資源環境統計制度、核算結果發布制度和核算監督管理制度能否很好地建立起來。統計數據不準確、核算結果必然遭到質疑，發布和監督存在漏洞，考核效果必然不理想，指標就流于形式。
另一個挑戰是需要克服相當部分的地方官員們錯誤的政績觀和固化的利益結構。總而言之，路很長，但我們正在一步步實實在在地走。
新京報：您提到“綠色GDP可能永遠都是一個理想化的指標”，這是不是意味著綠色GDP可能終究是一個數字概念？
潘：套用剛才邱曉華局長的一個詞———起點。這是一個起點，是理想變為現實的起點，我們這一代，追求理想的腳步永不會停止。中國能否真正建立綠色GDP核算制度，關系到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也關系到能否為全球發展中國家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榜樣，更關系到我國未來綜合國力的全面發展。需要統計、環境、資源等多個部門以及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記者 馬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