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升級預示著改革方向的調整。當前，一些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逐漸清晰化：對自然資源消耗過多，環境壓力巨大，人民安全健康受到威脅，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足，又不均勻等，這既令中國經濟增長付出代價，也是中國持續發展需要跨越的門檻。
“緊張”
自然資源的供求緊張，已不僅是對未來的警示，而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困局。
資源消耗，留下隱患。數據顯示，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增長2.6倍。到2005年，我國的石油消費為3.2億噸，對外依存度近50%。國際能源機構預測，我國2010年和2015年原油缺口將分別達到1.8億噸和2億噸。
對資源的大量需求不僅使我國的能源、礦產等不可再生資源造成緊張局面，而且也使土地、淡水等可再生資源面臨巨大壓力。由于長期高度依賴地下水資源，目前華北地區已有近7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相當于四個北京市的面積。有關專家以上海為樣本推測，地面每沉降1毫米，經濟損失即達一千萬元。
效率不提，難以為繼。
我國經濟目前正在快速向產業結構高度重型化轉變，加上現有規模巨大的加工業和低附加值產業，資源高消耗、低利用率的現象普遍存在。
中國科學院的《2006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選取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鋼材和常用有色金屬的消耗量來計算節約系數，對世界59個主要國家的資源績效水平進行了排序，結果表明中國僅排在第54位，屬于資源績效最差的國家之列。
數據顯示，2002年，我國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為1.19，2003年上升到1.42，2004年更高達1.8以上。也就是說，今后我國要用能源消費翻兩番來支撐GDP翻一番，以這樣的規模消耗資源來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顯然是難以為繼的。
資源開發得不償失。如中國具有戰略優勢的稀土資源，近15年來出口量增長了近10倍，價格卻下降了36%，國內有關礦產企業的利潤普遍只有1%～5%。而正是這種低廉的價格，換取了我國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以及附帶的戰略優勢。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大量進口我國稀土產品加以囤積，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部分擁有稀土礦的國家實行限制或停止開發本國的稀土礦，轉而從我國進口作為戰略儲備。
此外，環境成本在資源的大規模開發中常常被忽視，而實際上這一附加成本十分高昂。經不完全而且保守核算，2004年污染損失為5118.2億元，占到了當年GDP的3.05%。
安全軟肋暴露無遺。隨著國內生產對能源資源需求迅速增長，我國經濟發展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不斷提高，國際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第一時間對我國經濟產生影響，而我國很難作出回避或緩沖。
如作為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中國卻不能掌握鐵礦石國際市場價格的話語權，2005、2006連續兩年鐵礦石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上漲，極大地沖擊了國內鋼鐵生產行業。
同時，運輸安全問題也成為可能限制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國石油進口途徑較為單一，對海上運輸通道過于依賴，這些現狀都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隱患。
“保護”
需要進行保護的，除了勞動者的人身安全之外，還包括生態環境和全體國民的健康。
極力防范生產事故，是保護生命安全的迫切需要。2006年，我國原煤產量同比增長了8.1%，同時付出了4746個鮮活的生命。今年1月份，全國煤礦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上升了34.5%和38.7%，礦難多發的態勢仍未減緩。
除已經成為矛盾焦點的小煤礦安全，我國各大江河水系沿線廣布的化工項目存在同樣的安全隱患，一旦引發，可能造成更大的生產事故。
國家環保總局2006年中的排查結果顯示，在7500多個化工石化項目中，81%布設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45%為重大風險源。有關負責人表示，我國化工、石化行業存在著嚴重的布局性環境風險，這是近年來突發性水環境污染事故激增的根本原因。
從防范安全事故，到關注環境和人的健康，“保護”內涵進一步豐富。專家指出，目前，我國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污染；將近3億農村人口的飲用水不合格；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氣不達標；1/3的國土被酸雨覆蓋。
環境的惡化和防護措施的不足，導致職業病危害尤為嚴峻。據勞動部門統計，2005年末全國暴露在各種職業危害因素下的勞動人口多達2億人，每年新增職業病患者1萬人以上。其中，塵肺病的威脅最為嚴重。專家警告，目前塵肺病患者有100萬人以上，近年來在農民工中擴散迅速，2010年前后將成為中國農村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研究表明，農民工患病后的昂貴醫療費用以及勞動能力的喪失、死亡，不僅使農村眾多家庭迅速貧困，而且普遍面臨家庭解體、老人無人贍養、孩子失學等問題，其危害絕不亞于突發性的安全事故。
保護指向“健康消耗”。有專家分析，我國經濟起飛在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國民健康積累基礎上的，據測算，我國每年因空氣污染導致約1500萬人患支氣管病，2.3萬人患呼吸道疾病，1.3萬人死于心臟病。
醫學專家認為，我國每年200多萬的癌癥死亡者，70%與環境污染相關，全國人民都在為環境污染支付經濟和健康成本。世界銀行預測，我國因腫瘤患者造成的損失是1432億元人民幣，2020年將達到6萬億元人民幣，占當時GDP的24.4%。
自主創新
重引進、輕消化，重加工、輕品牌，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短平快”思路，導致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成為中國制造業發展的瓶頸。
我國關鍵技術的自給率較低。目前，航空設備、精密儀器、醫療設備、工程機械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技術含量產品，80%以上依賴進口；在通訊、半導體、生物、醫藥和計算機等行業，外國公司獲得授權的專利數也占60%至90%。
高出口低利潤，在產業利潤曲線中賺取最低部分。有關專家指出，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基本上處于扮演“世界加工廠”的角色時期，高出口卻只帶來低利潤，商品在市場流程中的研發、設計、技術和品牌銷售服務都被發達國家壟斷，即所謂兩頭在外、絕大部分利潤送給了發達國家。
專家估算，處在兩頭的產業利潤率在20%至25%之間，也就是說，每100元的利潤中，中國只能得到5元，換來的卻是資源大量消耗，環境嚴重污染的后遺癥。同樣有數據表明，中國出口賺取1元利潤，跨國公司賺取6元。
高產值低工資拉大分配差距，抑制國民生活水平提高。近二十多年，我國GDP高速增長，工資增長卻相對遲滯。有資料顯示，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別為17%、16%和12%，目前仍不足15%。
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到每個月僅有875元。有學者指出，我國GDP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月工資10年僅提高了68元，遠低于同期經濟增長水平，如果把物價等因素考慮進去，實際是負增長。
在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力低成本有效降低了制度轉變的交易成本，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者的收入和福利沒有相應地普遍增長，直接導致的后果是國內消費能力的不足，無法以內需有效拉動經濟增長。長遠來看，工資水平低下嚴重阻礙了勞動者素質的提高，阻礙了企業對創新的投入和產業的升級，也阻礙了建立前二者基礎上的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創新能力薄弱造成整體競爭被動局面。目前，中國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1.3%，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低于1%，中國大中型企業中進行研究開發活動的約占30%，有技術開發機構的企業僅占25%。
研發投入不足，限制了自主創新的整個鏈條，對基礎研究的限制尤為明顯，而許多行業核心技術不能突破，卻往往源于基礎研究的薄弱。
就業
我國目前就業市場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勞動力供大于求，二是存在結構性錯位，總體上供給比需求低一個檔次。
總體上勞動力供大于求，高級崗位勞動力供不應求，二者并存。近年來，我國就業形勢持續嚴峻。2006年，我國就業崗位缺口達到1400萬人，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比上年增加75萬人。據世界銀行預測，從2000年至2020年我國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呈現增長勢頭，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長期內不會改變，而且矛盾將更加突出。（楊琳 董瑞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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