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嬰兒潮”時期誕生的人口步入中年，人們在住房、出行、休閑娛樂、投資理財等方面的需求將進入高速增長的時期，房地產行業、汽車行業、個人娛樂休閑產品行業以及金融保險等行業將長期繁榮
人口紅利，簡單來說就是人口中適齡勞動力比較多，有助于經濟的增長。這是因為，人口的年齡結構決定人們的消費、儲蓄、投資行為模式，影響商品、資產的價格，進而改變一個國家的經濟格局。
人口流動、勞動力的轉移也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影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人口因素在經濟發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勞動力的數量、質量已經成為經濟產出函數中的重要變量。人口與勞動研究專家蔡昉曾指出：“過去20年中國經濟增速中，28％來自于物質資本，24％來自于勞動力的數量，24％來自于勞動力的質量，也就是人口素質的提高，21％來自人口流動，還有3％是無名因素比如管理水平等。從這些數字中，就能看出，是什么在影響中國經濟增速。”
2005~2015年是收獲人口紅利高峰期
如果我們將撫養比定義為兒童人口（0~14歲）和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與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之比，把就業比定義為勞動年齡人口和總人口之比：圖1就清晰地顯示了1950年到2050年中國人口結構的階段性轉折變化。
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人口撫養比自解放以后持續上升，在1965~1975年的“嬰兒潮”中達到頂峰，此時撫養比的上升主要由少兒撫養比的上升造成。1975年以后，隨著嬰兒出生的減少，少兒撫養比持續下降，帶動了總體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這種態勢將一直保持到2015年左右。2015年之后，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導致老年撫養比迅速上升，并在絕對水平上超過少兒撫養比，使得總撫養比開始出現第二個轉折點。與此對應，就業比呈現反向的變化趨勢。在1965年到2015年期間持續上升，之后則逐步下降。
在1975~2015年之間，隨著撫養比的下降和就業率的上升，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大大減輕人口撫養負擔，提高人口結構的生產性，通過豐沛的勞動力供給和生產性人口結構帶來的高儲蓄率，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泉。
此外，生產性人口帶來的消費升級和投資偏好的改變也將大大促進整體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二者相互推動，帶動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地增長，即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到2015年之后，就業率開始下降而撫養比開始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將產生負面影響：人口紅利階段隨之結束，并轉而進入人口負債階段。
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享受人口紅利，但是由于計劃經濟時代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遭受十年“文革”對國民經濟的破壞，中國在這個時期未能抓住人口轉變的有利時機，收獲人口紅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化改革和推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中國則抓住了收獲人口紅利的有利時機，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分析表明，改革以來，撫養比下降對中國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7.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4強。如果把未來剩余的人口紅利也計算在內，人口轉變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貢獻在1/3左右（王德文等，2005）。
中國與美國“嬰兒潮”的不同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嬰兒潮”，使得2005~2015年成為我國收獲人口紅利的高峰期（見圖3）。以美國的歷史經驗來看，“嬰兒潮”出現后帶來的人口紅利不僅僅體現在國民經濟的總體快速增長上，而且帶來了消費熱點的普遍轉移和消費結構的快速變遷。例如：二戰后美國出現的“嬰兒潮”是美國歷史上一個人口高峰：伴隨著這次人口高峰經歷童年，五六十年代強生公司崛起了；當“嬰兒潮”經歷青少年時，快餐文化的盛行為麥當勞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步入中年以后，人們的消費趨向引發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人們的投資理財需求推動了美國股市的大漲和金融保險行業的迅速發展。
與美國類似，上世紀50年代初、6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中期是我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時期（見圖2）。人口激增帶來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生產性人口結構提高帶來的高儲蓄率為投資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資金，而人們的消費也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
隨著年齡的變化，每一個生命周期的經濟行為重點也在轉移。圍繞人們生產、投資、消費、儲蓄行為模式的改變，我國經濟結構也出現了相應的產業升級和消費熱點轉移。在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時間內，是我國收獲人口紅利的高峰時期。在這一時期，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和就業率的增長將帶來物質財富創造的高峰期。
隨著“嬰兒潮”時期誕生的人口步入中年，人們在住房、出行、休閑娛樂、投資理財等方面的需求將進入高速增長的時期，房地產行業、汽車行業、個人娛樂休閑產品行業以及金融保險等行業將長期繁榮，中國股市在未來十年內也將保持長期上升的趨勢。
與美國不同的是：因為人口基數大，我國的“嬰兒潮”出現了不止一次。伴隨人口激增而來的巨大消費潛力形成了前景廣闊的消費市場，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難得的機遇。中國經濟在經歷“兩駕馬車”——投資、出口拉動以后，必然進入消費拉動階段，因為經濟的最終動力是消費。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擴張也是看好了這種潛在的消費需求。因此，中國人口紅利對經濟的影響，不管是在深度上還是時間跨度上，都要遠遠超過美國的“嬰兒潮”。（作者陳東 張帆：分別為德邦證券研究所所長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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