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廣州市社科院發布《2008中國廣州經濟發展報告》。報告大膽放言，建議佛山放棄做廣東第三大城市的定位，承接廣州的影響力輻射，甘心成為廣州的衛星城。作為官方智囊機構，廣州社科院一直在進行“廣佛都市圈”的研究，已在不同場合就廣佛發展發表見解。與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報告史無前例地強調廣州的主體地位，其核心訴求比以往都要高調。從表面上看，報告重新設計了雙城合作的未來模式，實際上透出“勸降”佛山的濃厚意味，屬于一次大型的“火力試探”，想必又會激起城市間新一輪爭執。
佛山如何解讀廣州社科院的報告還未可知，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廣州不再掩飾自己的目的，并不忌諱將廣佛的定位之爭明朗化。過去，雙城的主政者對廣佛間的架構向來謙遜而低調，慣用“融合說”或“合作說”含糊其詞。而本次報告則用“主從說”取而代之，廣州意在主導雙城模式的意圖明顯。如果放眼珠三角城市群，廣佛間最新的“波瀾”絕非孤例。在它的背后，隱喻著這一都市圈無法消除的“心結”，城市定位激烈沖突，盡管臺面上都是客客氣氣，可私下里從未斷絕過“暗戰”。
廣佛如此，廣深尤甚。多少年來，究竟誰才是省內最重要的經濟體？誰更有資格與香港全面合作？諸如此類的爭論一直橫亙在廣州和深圳之間。從廣東給兩個城市的分工來看，省定的城市定位也歷經修改，根本無法清晰界定廣深的競爭邊界。特別是隨著泛珠三角合作的深入，粵港聯席會議更將香港拉入廣深定位的坐標系中，情勢則變得愈加復雜。香港已成為廣深定位的最大變量，雙城恩怨在珠三角城市帶具有代表性。而除了地緣經濟的分合博弈，東莞等城市的產業同質化也已不是秘密。
因此，當提及“珠三角經濟帶”等概念時，實質上并不存在一個無阻隔、不分裂的經濟統一體，而是在內部呈現出各自為政、定位及發展模式都有抵牾的城市單體。至于說，珠三角城市的定位紛爭、產業同構等后果更無需贅言。只說此種雙轉型所面臨的困難。在城市群的層面上不存在協調，每個城市規劃經濟圖景時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競爭是惡性競爭，合作的基礎日復一日遭受剝蝕，終致覆水難收的當下格局。
珠三角城市群的協作水準和力度之低從環保一事可見一斑。數個經濟大市在治理珠江上遲遲無法達成共同的行動，顯示城市聯席自治式的制度缺乏，一個基于城市群整體的規劃主體遲遲不到位。當然，減少城市間不必要的矛盾已具備一些有利條件。城市間的沖突既久，形勢遠遠大于人，城市被迫要作出調整，被逼著在珠三角經濟區域下選擇新路徑。在深刻變化了的國際經濟背景下，珠三角企業大量外遷等現象頻繁發生，折射出同質化的殘酷一面。在某種程度上，產業升級連同城市轉型已成為珠三角的共識。
轉型的共識只意味著開始，它自然也會帶來對發展道路的焦慮，一個城市的新定位、新行動將直接造成周遭城市的聯動效應，后果則難以料定。第三次解放思想在南粵被喚醒之后，思想動員逐步滲透，驅使珠三角城市群以轉型承繼思想解放，必須要有所動作，這是自上而下貫徹的，沒有商榷余地。廣州被賦予使命，要向國際發達城市甚至某個國家比肩看齊，因而急于完成城市定位調整，爭取廣佛之爭、城市未來的主動權也在所難免。東莞領受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試點任務，未來幾年要減速，寄予的變化大，變數也多。
最大的變量來自香港，這是珠三角城市“沖突”的原點，也隱藏著消融沖突的樂觀期望。但這也是最不受控制的經濟增長、城市轉型的促發因素。回歸以后，在粵港合作的宏觀層面上，香港一直謹慎對待來自廣東的經濟合作愿望，還留有一些經濟和政治上的顧忌，但是在近年，隨著大陸經濟蓬勃發展，香港與廣東融合的期望日趨迫切。然而廣、深龍頭意識既起，已有另立山頭之意，合作的深度和速度都在有意調控中。經濟發展的起伏，城市之間的傲慢與偏見，形成了冷熱不均，親疏有別的復雜心態，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城市群整合的步伐。
在現實的催促下，珠三角城市群內生的改革欲望已經充沛，但受制于城市群的歷史困境以及外源經濟的制約，它們如何呈現新貌尚是未知數。而其中的問題不過是：我們，還有別人如何去接受一個“慢下來”的珠三角？（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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