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會議形勢發生的巨大變化，在會議開始不久后出訪回國的鄧小平，與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力促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與會代表所提問題一一作了答復，宣布對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案、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楊尚昆問題予以平反，決定撤銷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全部文件，將康生、謝富治的問題交由中央組織部審理，對地方性重大事件問題由地方自行解決。這次會后，胡喬木在小組發言中又提出，真理標準問題已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政治問題，建議華國鋒能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也作一個結論，以便統一全黨思想，澄清國內外各種猜測。于是，華國鋒在第四次全體會議（即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就提出“兩個凡是”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對沒有能及時解決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分歧作了解釋。
會議對原有議題的突破和取得的進展，使鄧小平會前所準備的講話稿也顯得不再適用。會議臨近結束時，他針對會議內外出現的新情況，親自草擬了講話提綱，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一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為的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要研究經濟建設上的新情況，解決經濟管理方法、管理制度改革上的新問題等。這篇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會議作出了深刻總結，為全黨指明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擁護，因此，在事實上成為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三中全會原定議題是審議通過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后提交的關于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和1979～1980年的計劃安排，選舉產生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但事實上，它除了上述內容外，主要是學習討論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確認中央工作會議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及增選和增補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
其次，會議持續的時間長，解決的問題數量多、分量重
中央工作會議于1978年11月10日開始，原定開20多天。三中全會原定與中央工作會議間隔十來天，在12月10日召開，會期3天。但由于工作會議討論十分熱烈，不斷有新問題提出，使會議結束時間一延再延，實際開了36天。三中全會則緊接著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兩天后召開，會期也比原計劃延長了2天。兩個會加在一起共有41天，如果把它們合起來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1月12日陳云在小組會上發言算起，到11月25日華國鋒在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宣布對一系列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平反決定，共14天，可以看作是發動階段。其間主要討論歷史遺留問題，也涉及對個別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
第二階段從11月26日到12月13日的小組討論，共18天。可以看作是深入階段，其間主要議論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出現的種種不正常情況，對中央個別領導提意見，對中央領導機構和中央宣傳領導部門的人事安排提建議。
第三階段從12月13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會議結束;再從12月17日三中全會召開小組召集人會議到12月22日三中全會閉幕會增選陳云、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補黃克誠等9人為中央委員，以及通過全會公報，共7天，可以看作是總結階段。其間主要討論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醞釀增選、增補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名單，同時繼續發表前兩個階段沒有講完的意見。
再次，會議氣氛生動、活潑、熱烈，真正做到了面對面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會議開始時，還有扣壓簡報的事情發生，但當代表提出意見后，情況很快變了，基本做到了代表們暢所欲言，直言不諱;簡報有聞必錄，印發及時。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在評價中央工作會議時指出:“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了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于講心里話，講實在話。大家能夠積極地開展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的批評，把意見擺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進行了自我批評。這些都是黨內生活的偉大進步，對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將起巨大的促進作用。” ［4］（pp.140～141） 陳云在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的即席講話中也說:“三中全會和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得很成功。大家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認真討論了黨內存在的一些重大問題，增強了團結，真正實現了毛澤東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種種干擾，毛澤東提出的這種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沒有實現。這一次黨中央帶了個好頭，只要大家堅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國實現。” ［5］ 他們這些話高度概括了會議的真實情況。
在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上，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的會議，即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極其少有的。正是這些特點，構成了三中全會成為中國當代史上偉大轉折的直接原因。它說明，三中全會的勝利并非自然而然取得的，而是與會的大多數高級干部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帶動、支持下，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通過積極的思想斗爭爭取到的，是來之不易、彌足珍貴的。
二、三中全會及此前中央工作會議的歷史背景與轉折的必然性
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主要不是全會公報所講的那些內容;會議之前，中央起碼是中央主要負責人，并沒有打算開成那樣一個會;出席會議的代表起碼是絕大多數代表，事先也沒有想到會議會開出那樣一個結果。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三中全會實現的偉大轉折是偶然的、突然的，是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呢?應當說，轉折發生在1978年11月，發生在三中全會及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把它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聯系起來，把它放在粉碎“四人幫”后國內國際、黨內黨外、主觀客觀的大背景下來分析，就可以看出，這個轉折絕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人心之所向、大勢之所趨，或遲或早總要發生。
（一）轉折的客觀條件
自從1976年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兩年里，我們黨和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取得了一定進展和一些成績。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嚴重阻礙了黨和國家繼續前進的步伐，迫切需要得到解決。
首先，在政治上 那兩年雖然在揭發、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幫派體系的運動上取得了很大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也有所進展，但是，由于受“左”的錯誤思想的束縛，黨中央當時的主要負責人不僅未能順應黨心民心，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系統清理在黨內已持續很長時間的“左”的指導思想，帶領全黨全國人民乘勝前進，反而提出并推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再拖延和阻撓恢復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門事件在內的一大批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并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制造新的個人崇拜，嚴重挫傷了廣大干部群眾在粉碎“四人幫”后煥發出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引起黨內外同志的廣泛不滿。因此，要求盡快解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文化大革命”及此前一系列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重新評價黨和國家許多領導人的功過是非，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以及調整各方面社會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投身四化建設的呼聲，變得日益強烈。
其次，在經濟上 那兩年雖然制止了許多地區工礦企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混亂狀況，使國民經濟開始從癱瘓、半癱瘓的狀態中走了出來，但黨中央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在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尚未理順的情況下，又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大口號，使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進一步失衡，違背了人民要求盡快改善生活的強烈意愿，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進錯誤。他雖然看到了國外技術的進步和中美、中日關系解凍后西方在對華貿易、投資方面出現的新形勢，提出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和舉借外債，但是，不考慮國內對引進的配套和消化能力，也不考慮還債的能力，片面突出鋼鐵、石油、化工等重工業部門，追求高速度、高積累、高投資，同樣是“左”的急躁冒進思想支配下的表現。這一切都迫切要求經濟工作中認真清理“左”的指導思想，對國民經濟進行一次重大比例關系的調整。另外，在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經營管理體制違反農業生產的客觀規律，分配上存在嚴重的平均主義傾向，極大地制約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和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致使糧食供應長期處于緊張狀態，一億多農民有待解決溫飽問題。在城市，“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中學畢業生實行上山下鄉的政策，累積約一千多萬返城的知識青年有待安排就業，再加上其他新生勞動力的出現，使國家無法單靠國有企事業單位滿足就業需求;而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政企不分、所有權經營權不分、統收統支的國有企業經營方式的弊端，也與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不適應，到了非改變不可的程度。這一切都在客觀上，呼喚對經濟體制、經營方式、所有制結構進行必要的改革。
（二）轉折的主觀條件
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黨內正確力量的努力下，通過部分平反冤假錯案，使許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干部回到了領導崗位;通過真理標準討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通過按勞分配問題和經濟管理體制問題的討論，使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以及黨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得到很大宣傳，逐漸形成了有利于克服“兩個凡是”的錯誤、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以及實行改革開放方針的輿論氛圍。這一切，為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做好了充分的組織準備和思想準備。
首先，在組織上 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夕，陳云為呼應黨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意見，與王震等幾位中央委員相約，在會上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工作的問題。他提交書面發言后，會議簡報組要求“按照華主席講話精神”刪去所謂“敏感”內容，華國鋒也登門做他的工作，均被他拒絕。這篇發言雖然最終未能在簡報刊出，但卻產生了很大影響，對中央內部的錯誤領導形成了巨大壓力，加快了鄧小平復出的進程。四個月后，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撤銷的一切職務。與此同時，經過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陳云等中央領導人及老一輩革命家的積極爭取，一些老同志也陸續恢復了工作。所有這些，都使黨中央決策層、領導層內正確與錯誤兩種力量的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因為如此，陳云那篇改變了中央工作會議議程的發言，才可能取得一呼百應的效果;鄧小平在會議期間的運籌帷幄、因勢利導，尤其是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重要講話，才可能發揮出巨大作用，為三中全會確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認識和新決策奠定重要基礎，使那次會議最終成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起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