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昨日在北京閉幕。這次全會的重要議題，是研究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在新的起點上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黨全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性文件。
作為官方智囊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全程參與了十七屆三中全會相關決定文件的起草過程。該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徐小青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三中全會對于農村改革進行了全盤考慮，但之前外界輿論過于關注土地政策方面的突破，在其看來，三中全會之后的全國土地政策將大致維持現有格局，一些具有突破意義的試點，暫不具備全面鋪開的條件。
解讀 之 土地政策
“土地流轉交易平臺已開始試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徐小青：
“土地流轉交易平臺已開始試點”
新京報：在全會公報中土地政策最明顯的精神在哪里？
徐小青：公報里的表述是“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說明土地政策是以穩定為主。在此之前，胡錦濤總書記視察小崗村的時候提到了土地承包制要“長久不變”，這個提法是第一次出現，此前的提法一直是“長期不變”。這是在給農民一種信號，現有政策是穩定的，不會發生改變。
新京報：怎樣理解“長久不變”這樣的穩定方式，是否會如之前外界猜測的，將三十年承包期限延長為七十年，或者推行“永包制”？
徐小青：我想不會，三中全會不會對這么具體的年限進行確定，只是說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肯定要得以穩定。當然流轉的方式可以加強，比如鼓勵土地向種田大戶這些集中，但是這個政策已經實行了十五年了，并不是嶄新的改革，大面積的規模經營也不符合中國國情，還是要以家庭承包為主。
新京報：之前有決策機構透露說三中全會后將建立農村土地流轉交易平臺，但是公報中還沒有涉及這個內容，這個平臺將會怎樣運作？
徐小青：這個交易平臺不是說有一個具體的土地市場在那里，大家在平臺上買賣土地，而是說我們農村體制改革要建立一個要素市場，這當中包括勞動力、金融和土地等等。土地流轉交易平臺現在已經有一些地方在進行試點，比如浙江義烏市成立土地流轉經營服務中心，每個鎮街都成立了土地流轉經營服務站，這種模式可以被借鑒。
新京報：我們知道現在一些地方，特別是成渝和濱海新區這樣的綜改區內部在土地政策方面有很多突破，三中全會后這些地方試點的經驗是否可能得到推廣？
徐小青：中國的農村土地問題非常復雜，成渝和天津都是大城市，在大城市的城鄉接合部進行一些改革，條件會比較充分，包括宅基地換社保，建設用地流轉等等，但是在徹底的農區就很難行得通，條件根本不具備，盲目改革會帶來很多問題。所以中國的土地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必須符合各地的經濟情況。
解讀 之 農村金融
“農村合作金融有望放開”
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主任錢克明：
“農村合作金融有望放開”
新京報：怎樣理解“現代農村金融制度”這個概念，它包涵哪些具體內容？
錢克明：這個概念并非全新的，以前都有提及，三中全會之后還是將其做實。三中全會之前，中央曾經給農業部發過一個征求意見稿，從意見稿內容來看，它會涵蓋各種具體的措施，比如小額信貸、合作金融、農村互助基金等。
新京報：小額信貸和合作金融具體的操作模式會是怎樣？
錢克明：小額信貸和合作金融以前管得比較死，特別是合作金融曾經出過一些問題，但是國際經驗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鑒。比如小額信貸，國外的主要模式是村民互相擔保，如果一個人不能還款，其他人都要受到損失，這種模式一個小社區里面很好操作，因為信息非常透明，目前中國也想小范圍試點一些小額信貸，比如以承包權作為抵押，解決農民的農業生產資金問題。
新京報：農村的金融問題將會主要依靠農村自己解決，還是依靠大型商業銀行？
錢克明：我想主要還是前者。現在地方已經有一些試點，比如吉林有一個農村資金互助社，這是全國首家全部由農民自愿入股組建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銀監會也說過很多次要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內蒙古和山西也在試點村鎮銀行，這就是主要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
新京報：商業銀行方面呢？
錢克明：商業銀行方面當然會有一些政策任務，因為現在有很多指責說商業銀行是在農村吸血，往城市輸血，所以會探索建立資金回流農村的硬性約束機制等改革，但是三中全會作為一個黨的會議，它只會為改革提供一個大致的方向。外界期待本次會議后就迅速開展一些非常具體的操作，這是不現實的。各個地方的情況都不一樣，中央也不會貿然肯定某個地方的試點改革，一些都是探索進行。
新京報：那么“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基本要求是什么？
錢克明：簡單地說，既要受到農民歡迎，又不能引起混亂，探索的步子不能邁太快，要衡量金融風險的可能。
解讀 之 基層政治
“村干部替村民做主應改變”
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
“村干部替村民做主應改變”
新京報：公報里提到“必須堅持黨管農村工作，始終把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作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政治保證”，這是否意味著村委會的權力將會進一步擴大？
徐勇：我想不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看到這次三中全會對于農村建設提的目標是很高的，但是相對于中央來說，地方政府進行農村建設的熱情并沒有這么高漲，因為在現有情況下，各地的關注點還是主要在城市，從這一點來說，加強黨的直接領導，是有利于農村發展的。
此外，農村的干部配套一直沒有跟上，優秀干部主要分配給城市的大趨勢沒有改變，所以這一點還意味著要加強對于農村干部的培養和培訓，讓他們明白新農村建設的意思和著力點在哪里。
新京報：公報里還有“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這個可能的方向是什么？
徐勇：建立和健全有區別，你看這次說農村金融就說的“建立”，說明是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但是農村民主管理制度是“健全”，因為這個制度過去十幾年二十年一直都有，現在主要是向更好的保護農民權益方向發展。
新京報：村委會的功能設置是否可能有所改變？比如選舉的模式？
徐勇：從選舉來說，學界對于目前的“雙過半”模式(指村委會選舉需超過一半村民參加投票，得票數則需過半)一直有所爭議，但是在目前我國農村流動人口很多的情況下，可能這一點暫時還難以改變。
新京報：村委會現在一直在為村民的一些經濟事務做出決定，這一點會改變嗎？
徐勇：過去我們對村集體有個誤解。從法律上看，村集體由所有村民組成，但是實際生活中，它是由村委會的幾個干部組成的集體，在很多場合為所有村民做出決定，這種方式是應該改變的。
從根本上來說，在經濟領域應該賦予農民自由的權利，比如大家都很關心以后征地以及承包權流轉時是否需要通過村委會批準。我的看法是，既然《物權法》當中已經肯定了村民所有的“物權”性質，那么以后就只能由村民為自己的財產做出決定，村委會無權干涉，我相信這會在三中全會后得到明確。本報記者 李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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