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暴橫掃全球 中國能否對抗
中國就業正遭遇經濟周期和結構轉型的雙重沖擊
事實上，眼下中國就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經濟周期性與結構性因素的雙重挑戰，也就是說，周期性衰退要求中國經濟“保增長”，而結構性困境需要中國經濟“促轉型”。當前的就業危機表明，中國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會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就業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相關人力資源開發政策，教育培訓政策，就業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變革。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是反就業危機的根本所在。
（一）產業結構與就業危機
根據克拉克和庫茲涅茨關于產業結構演變的理論, 不同的產業由于其技術構成和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存在差異, 致使各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不同, 因而, 必然影響和決定著勞動就業。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多國經驗表明，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世界其他國家第二、第三產業的結構偏差都是不斷變小的，說明了這兩個產業吸納的勞動力的比例正逐步與產業創造的產值比例相匹配。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關系有著不同于其他國家經驗的兩個重要方面：第一、與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三個產業結構偏差大于其他國家，并且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偏差越大。
中國的結構偏差大并且趨向均衡的速度慢，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勞動就業的困難所在：從靜態的角度看，勞動力在三個產業上的配置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吸納過多的勞動力，而二三產業卻吸納勞動力不足；從勞動力配置的動態調整看，中國存在著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過慢的現象。根據有關統計數據，中國目前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就業也相對不足。比如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不如印度的50%占比，更與發達國家美國80%的占比差距甚遠。
此外，從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看，發達國家主要以信息、咨詢、科技、金融等新興產業為主，中國的統計分析也表明，這些新興產業正是我國就業彈性大的產業。但是我國仍以傳統的商業、服務業為主，一些基礎性第三產業和新興第三產業仍然發育不足。所以，我國目前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矛盾也是影響我國勞動就業的重要原因。
（二）勞動力結構與就業危機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過程，即最初經濟增長主要靠農村剩余勞動力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供給，直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變為短缺時的“劉易斯拐點”出現，進入現代經濟增長方式。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已出現結構性失業的趨勢，應該說，即使沒有這次危機，在轉型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而帶來的結構性失業也將是未來中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我國就業市場的供過于求的總量矛盾正讓位于產業升級，低端勞動力過剩而產生的結構性矛盾。如果把勞動力市場分為高級專業勞動力市場、熟練技術勞動力市場和初級勞動力市場三類，那么前兩類勞動力市場在我國一直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況，第三類即普通勞動力則呈現供過于求的局面。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在壓力促使產業升級轉型，逐步減少對勞動密集型企業與基礎設施建設的依賴，這必然會導致傳統經濟模式的就業空間萎縮，并貫徹于經濟轉型的長期過程。事實上，在珠三角、長三角的產業轉移過程中，大批實力相對較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或者上百家企業成批地被轉移出東莞、深圳等地，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大量農民工失去了原來的就業機會，成為首先被擠出產業升級進程的對象。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預測：“十一五”期間，雖然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轉移了2億人，但由于土地容納的農業勞動力有限，按1.7億計算，則農村富余勞動力還將有1.2億以上，如果這樣龐大的就業大軍不能很好的被吸納，將會延緩產業升級轉移的步伐。
（三）教育結構與就業危機
我們的教育結構存在與市場脫節的問題，忽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專科教育，偏重高學歷教育，浪費了寶貴的教育資源。我國的最大的問題在于人才生產市場（教育市場）存在著嚴重的計劃經濟傳統。此外，從學校來講，專業設置，招生規模都要聽從教育行政部門的計劃安排。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用人單位的需求模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與大學生相對應的“技術型人才”、“高端人才”卻因產業“檔次”不高而需求不足，技術開發、創新產業、服務業等高端產業并沒有以大學擴招的速度發展，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需要高技能和復合型技能人才也不能得到滿足，而低學歷、低技能的勞動力大量過剩，產業發展和人才供應之間出現了供求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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