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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即中國
——經濟學家黃亞生談上海模式
本刊記者/周政華
上海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轉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8月2日接受香港鳳凰衛視采訪時也毫不諱言上海當前所面臨的困境。上海究竟面臨著怎樣的困境？“上海模式”背后的問題是什么？剖析上海轉型的意義何在？《中國新聞周刊》不久前曾推出《上海新革命》的封面報道。帶著這些問題，《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也采訪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政治經濟與國際管理學教授黃亞生。黃亞生長期致力于政府政策、制度問題和對外投資的研究，是最早提出中國—印度比較研究的學者之一,也較早提出外資依賴風險的觀點。他的新書，<<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被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評為2008年最佳圖書.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看今年上半年上海經濟增長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黃亞生：上海經濟增長放緩，甚至低于全國平均速度，這個有金融危機打擊的因素，但這不是全部原因。其實上海經濟問題早在2003年前后就表現出來了，特別是陳良宇案發之后，中央政府發現了上海經濟發展中存在問題。上海是典型的國家干預、傾向外資的模式，這種模式過去在巴西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都有過，當時被認為是奇跡經濟，但是到了80年代、90 年代就垮掉了。因此，上海經濟減速與中央對其政策的調整有關系，但更重要的還是上海經濟模式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 “上海模式”有哪些特點？
黃亞生：上海模式主要是政府深度干預、控制經濟，特別是政府大力發展房地產經濟，對外資的偏向性，對民營企業的歧視，和盲目地追求地區生產總值，而不注意家庭收入提高；只追求經濟增長，不追求就業增長。這些問題在上海官方統計數據中也表現得非常突出，在過去10多年里，上海的就業增長、家庭收入增長一直比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慢。
上海經濟繁榮基本上是政府支持的產物，這和溫州等地完全不同，溫州靠的是內在活力。不用外部支持就可以產生G DP的增長。我認為，以個體企業為主導的溫州模式是市場化程度和個體化程度最高的發展模式。
上海可以說是中國很多經濟問題的一個具體寫照。所以上海模式不應作為一個城市的問題來談，而是作為整個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政策取向的樣本來分析。如果說19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是扶持發展農村個體戶和個體鄉鎮企業，那么到了上世紀90年代，改革的重點轉移到扶持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轉型和改造。上海模式就是上世紀90年代經濟狀況的一個典型代表。
中國現在很多問題，都是上海模式造成的。討論上海模式有助于我們反思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政策。
中國新聞周刊：這樣一種模式對上海經濟帶來了哪些影響？
黃亞生：上海是中國城市發展最顯著的象征，現代化的摩天大樓、外國奢侈品商店和全國最高的人均GDP，使得上海成為中國的模范城市。這也是一個國家獲得成功的最好例證。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上海人收入很高，但是很多是轉移收入補貼收入，利息、租金這些財產收入少得可憐，從絕對數上看，2002年上海居民財產性收入還不如1993年。另外，2006年，上海居民從經營企業中獲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從所擁有的資產中獲得的收入則要低34%。這就說明上海模式可以提高城市高樓大廈的樓高和GDP的統計數據，但對提升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有限。此外，上海可能是中國貧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2003年、2004年上海市政府曾在網站上公布的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結果表明，最高和最低階層之間的居民收入增長率相差近20%。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過10%的速度增長，這10年也是中國脫貧成就最顯著的時期，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在這個時期共有1.44億人口脫離貧困狀態。到了90年代，農村收入從80年代的兩位數增長急劇下滑到4%左右，脫貧人口也只有6200萬人。我認為這和上海模式在上世紀90年代在全國各地被廣泛移植有關系。這個時期，中國農村家庭收入增長緩慢，國內市場消費疲軟，推動中國逐漸走上了嚴重依賴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
中國新聞周刊：上海私營經濟弱小也與此有關？
黃亞生：在上海注冊小型私營企業要完成的手續非常復雜。從申請到批準或者不批準時間上，上海和其他城市沒有太大區別。但是申請開設企業之前，上海要求私營企業主備齊非常多的文件，這些文件必須要有關部門蓋章，這個過程很繁瑣。
在研究中國經濟時特別要研究”個體”經濟的發展。個體經濟是中國經濟里唯一百分之百獨立于政府的經濟體. 雖然個體經濟不代表整個私營經濟，但它是一個地區經濟自由度最可靠的指標。過去30年中，私營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上海市整個固定資產投資，在1985達到頂峰之后一直在下降。2004 年全國經濟普查，要求把注冊的和非注冊的個體經濟全部統計進去。上海沒有注冊的個體戶占整個個體經濟的比例為全國最低。這說明上海對個體戶管得最嚴。這就導致一個后果，上海民營經濟始終難以壯大。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溫州的50 0萬居民中，城市人口還不到10%。如今，溫州是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數量眾多的企業主宰著歐洲的服裝市場。而相比之下，曾經是中國最早的實業家樂園的上海，如今卻很少涌現出本土企業家。
中國新聞周刊：你注意到上海已經開始調整政策了嗎？
黃亞生：在看一個地區一屆政府對待私營企業的態度，不應該看其對大的私營企業的態度，而是其對個體戶、小型私營企業的態度。其實2004年以后，上海確實是稍微改變了其過去對民營企業歧視的態度。比如，在這之前上海對于商住兩用樓查得非常嚴，這就導致小型私營企業去租寫字樓，要付出很高的租金。但2004年后，這一限制有所松動。
不過，我最近從媒體上看到，上海又開始舊城改造了，人為制造需求，而且房價又漲了，現在看來上海并沒有打算改變原來的模式。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認為上海經濟是依靠房地產拉動的推土機經濟，你怎么看？
黃亞生：上海政府一直嚴格控制土地一級市場，嚴格到上海拆遷時不可以讓私營企業加入，操盤的都是國營企業。這些國營企業直接受上海市政府區政府控制。高度利用行政手段進行舊城改造。為什么要用行政手段呢？因為出價太低。
在一個經濟體里，政府拆遷成本低，往往就意味著居民收入少，這是一個零和博弈的過程。由于上海市民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政府拿的越多市民拿的越少，市民收入低，購買力就低。
從土地市場上看，不僅是上海，整個中國離完全市場經濟國家還有一定距離。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市場化要看資金、土地和勞動力要素價格。目前，中國最稀缺的是資金和土地，在這兩個方面上海乃至全國完全不是市場化。但是，在上海政府對資金和土地控制很嚴格的環境下，房地產的發展對上海人的福利增加了多少？答案是，過去20年的經濟增長，市民沒有受惠，主要是政府和富人獲得財富。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推土機經濟會導致怎樣的后果？
黃亞生：房地產本身發展不是問題，但是由政府操縱土地一級市場的方式來發展房地產，經濟過度依賴房地產，會導致過度投資，遏制居民消費，最終形成泡沫，最嚴重的結果是經濟崩盤。但是泡沫何時破滅？目前看，主要取決于外需變動以及國內消費啟動的情況。如果我們期望美國恢復以前的消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國雖然GDP會部分恢復但美國人已經減少消費了。我預計，這一輪的資產泡沫可能會在比較短的時間內看到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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