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將GDP全能化，用它來代表一切，導致各種問題和扭曲，錯誤不在GDP本身，錯在人們沒有正確地使用它，就像沒有正確使用刀具而傷到自己或別人一樣。
-當前GDP掛帥的體制當然需要改變，但寄望于幸福指數于事無補。在短期，我們可以嘗試補充更多的輔助指標來減少對GDP的依賴；在長期，我們更應該讓民意發揮更大作用。
GDP指標有很多問題，這個大家都沒有意見。不過，對于用幸福指數取而代之的建議，我是不同意的。
GDP這個指標遠非完美，GDP多少和社會福利高低不能畫等號。這兩者的關系就像是錢和幸福的關系：有錢人可能煩惱更多；錢能買到很多東西，但不能買到所有東西。大家也都提到，資源、環境成本都沒有包括在GDP里。還有一點大家較少提到，那就是GDP沒有反映出收入分配。同樣是1億元GDP，可以是所有人平均占有，也可以是極少部分人占有，而這兩種情況顯然是有極大區別的。此外，GDP高低與就業多少也不是一回事。創造同樣多的GDP，就業人數可以差別很大。
“GDP掛帥”是癥結所在
但是，是否因為有這些缺陷，GDP就應該被棄而不用？我們都知道刀具有時會割傷手指，甚至也被用作兇器，但沒有人建議禁止刀具的使用。刀具會產生好的結果，還是會產生壞的結果，這取決于使用刀具的意圖，以及是否正確使用了刀具。GDP 也是如此。GDP就是用來衡量一個經濟體在一定時期生產物質財富的多寡，設計它的人并沒有奢望它能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資源環境的浪費或者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度。至于現實中人們將GDP全能化，用它來代表一切，導致各種問題和扭曲，錯誤不在GDP本身，錯在人們沒有正確地使用它，就像沒有正確使用刀具而傷到自己或別人一樣。
現代經濟國家，無一例外均非常重視GDP，但并不必然就帶來與中國類似的問題。我們現行的GDP核算體系是從成熟經濟體引進的。1992年以前我們一直是用前蘇聯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簡稱MPS，又稱東方體系)來核算國民經濟，此后才轉向西方市場經濟體的國民賬戶體系(簡稱SNA)，GDP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在全世界范圍里，是否采用GDP作為綜合指標和一國社會經濟中出現多少問題沒有直接的關聯。如果有關聯的話，那也是采用GDP這個核算體系后，社會經濟會有更快更好的發展，因為SNA比MPS更合理。至少在中國是這樣。
我們真正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采用同樣的GDP核算體系，中國產生了更多的問題？問題的關鍵當然不是因為GDP本身有缺陷，而是因為我們“GDP掛帥”的體制。激勵經濟學表明，當我們擁有多個相互沖突的目標，而只用一個指標來作為激勵標準時，通常就會帶來扭曲。計件工資能夠提高效率，但對于一些行業就行不通。據說雇人采摘草莓時，不會完全將報酬與采摘量掛鉤。因為采摘草莓時，用力稍大，草莓就會較快腐爛。同樣道理，如果醫生的工資完全取決于看多少個病人，那么潦草誤診的概率就會大大增加。
GDP在中國出現所謂的異化，根源正在這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多重目標，而當前只拿產出量或物質財富來作為衡量政績的主要標準，就會出現為追求GDP增長速度而忽視甚至以犧牲其他目標為代價的種種做法，就像為了追求采摘量而捏壞草莓一樣。
如果按現有體制，非要用某個指標作為重要參考的話，我覺得GDP還是較好的選擇。研究顯示，GDP與一個社會經濟整體發展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GDP不能代表一切，但它的確代表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經過全世界多個國家的完善，GDP有了一整套科學嚴謹的核算體系，這一點別的指標難以比擬。
綠色GDP比幸福指數更嚴謹
幸福指數這個指標主觀性很大，何謂幸福完全視個人感受而定。如果我們以幸福指數來統領我們的各項工作，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成果就不會出現。調查顯示，農村居民的幸福指數一直高于城市居民，雖然城市居民享受更高的GDP和其他福利。現在很多人，會想著回到幾十年前，那時候山清水秀，民風淳樸，漁謠牧歌。
實際上，人們已經開發出大量的指標來彌補GDP的不足。我們有專門的碳排放指標、空氣指數和水污染程度指標、森林覆蓋率指標，以及在這些指標上綜合而來的綠色GDP指標。綠色GDP顯然要比幸福指數更加嚴謹可行。實際上，在挪威、美國等地，綠色GDP已經有了幾十年的實踐經驗。聯合國還專門開發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DI)，這些都能夠作為GDP的補充。此外，衡量就業和收入分配的指標體系也是成熟完善的。
把這些指標綜合起來并非難事，并且遠比幸福指數科學合理。問題是，當一個指標過于“綜合”之后，其作為激勵考核的效率就會下降。如果說我們真的需要一個綜合性指標的話，當然希望這個指標是相對客觀的、核算相對準確的，而幸福指數離這個標準相去甚遠。
提倡用幸福指數替代GDP的觀點，有一個隱含的合理性，就是主張淡化綜合指標的功能，因為如果啟用幸福指數，我們將會沒有一個權威的綜合指標，也就不再有用誰來掛帥的問題。其合理性體現在，當前主要以GDP為導向確實沒有必要，在大多數國家并沒有所謂掛帥的指標。之所以說是隱含的，是因為提議者并沒有提到要淡化掛帥的重要性，只不過是要改變掛帥的指標。
變革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
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探索變革自上而下考核政績的傳統方式，更多地自下而上的意見來評價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員的政績。對此，有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兩種途徑可以嘗試。就用手投票而言，應加大發揮人大、政協的作用，改善代表委員與老百姓的溝通。甚至也可以考慮直接提供平臺表達每個人的意見，現在電話網絡這么發達，絕大多數老百姓完全可以實現自己意見的表達，每年對市政結果搞一次民意打分應該是可以嘗試的。用腳投票是指要素的流動。當前資本的跨地區流動相對通暢，在招商引資競爭下，工廠搬遷，投資設廠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此外，隨著戶籍改革的推進，人口遷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將代表了人們對各地政府及其政策的意見表達。從長期來看，這些方面力量將會逐步強化，并改善對GDP的依賴。因為，老百姓的意見和資本人口的流動并不完全是GDP為導向的，這就要求政府關心別的方面。
總之，幸福指數這個指標缺乏客觀標準和可操作性，顯然不適合作為綜合指標；綜合指標在當前的中國如此重要，一旦選擇不當將會帶來嚴重后果。民間編制一下幸福指數做個參照還可以，上升到官方層面不可取。當前GDP掛帥的體制當然需要改變，但寄望于幸福指數于事無補。在短期，我們可以嘗試補充更多的輔助指標來減少對GDP的依賴；在長期，我們更應該讓民意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是否幸福。
傅 勇(作者是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 宏觀經濟觀察研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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