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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盡管國內外對于中國確切的“經濟增長方式”及必要的調整看法不一，但人們普遍認同中國應該更多地依靠內需尤其是居民消費來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記者注意到，近期有關中國經濟的爭論大多集中在短期增長軌道及政策前景上，對于增長方式是否正在轉變則分歧不大，多數觀點認為答案是肯定的。與記者連線的外資銀行專家表示，中國正處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初級階段，許多結構性改革的推進需要時間和堅定的政治決心。雖然中國經濟面臨著投資占GDP比重過高、“劉易斯拐點”迫近和潛在產出增長放緩這三大挑戰，但仍然有潛力在未來很多年保持7%至9%的高速增長，而城鎮化將成為推動因素。
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緩慢
從近期國內高層領導人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在后危機時代進行結構性調整的必要性，找出了關鍵問題所在并表達了推進相關改革的決心。但是，瑞銀集團中國經濟研究主管汪濤告訴記者，對全球經濟形勢的擔憂依然存在且改革的推進有一定困難意味著，這種轉變的進程會比較緩慢。
現實情況也的確如此。首先，一些短期刺激消費的措施如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且基本上已延長至明年。不僅如此，今年養老金再度上調，最低工資也有所調整。不過，汪濤認為這些措施的宏觀影響相對較小且正在減弱。其次，醫保及養老改革正在按去年的方案推進，修建學校及診所的支出正在增加，且政府已把對農村醫療保險的貢獻提高了一倍，同時還擴大了農村養老試點范圍。汪濤預計這或將導致今明兩年養老和醫療支出規模每年各增加GDP的0.5%。不過，要看到社保體系改善導致居民改變消費行為可能尚待時日。第三，政府正在通過投資建設內陸地區的基礎設施，并給予這些地區類似部分沿海地區此前所獲優惠政策來推動其加快增長。政府還積極推動另一項主要結構性調整，即幫助國內工業通過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雖然這些政策是維持增長所必要的，但汪濤認為這些政策的初步影響可能更多體現在投資而非消費上。第四，2010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鼓勵民間部門發展及進一步開放服務業的政策指導，并在7月底要求各部委研究出臺具體措施。汪濤表示，這些政策的潛在影響可能很深遠，有助于刺激就業、提高居民收入，是消費持續增長的關鍵，但需要看到具體措施出臺才能評估其影響。
談到在轉變增長方式進程中進展比較緩慢的方面時，汪濤列出了工業電價等要素價格的調整、國有企業向財政上繳分紅的試點推廣、培育可持續的城鎮就業增長等。
未來經濟面臨三大挑戰
野村亞洲(日本除外)首席經濟學家蘇博文則強調了未來中國經濟面臨的三大挑戰，稱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或許會導致經濟遭遇重大挫折。這三大挑戰包括：第一，投資占GDP比重過高。蘇博文說，對于多數經濟體而言，投資通常是GDP構成中波動性最大的部分，很多原因都可以導致投資驟降。投資過度或者投資質量低下會帶來產能過剩、利潤和財富縮水、不良貸款增長以及商業信心的下挫。政策失誤和沒有預見到的沖擊也會導致投資驟降。“實際上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其他亞洲經濟體的投資常常會出現負增長，10年中至少有一年是這樣。”他說。
第二，“劉易斯拐點”迫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發現，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村過剩勞動力供給就會開始減少，從而讓產業工人有更大的談判權來要求增大工資的上調幅度。而工資上漲有利于消費，但可能會擠壓利潤空間、降低出口競爭力。而且，如果工資上漲轉嫁給消費者，還會引發通脹。歷史經驗表明，當1965年第二產業(制造業和建筑業)的就業人數超過第一產業時，日本的實際工資才開始大幅上揚。同樣的現象發生在1987年的韓國。“在中國，目前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仍然超過其他產業。但根據目前趨勢來推斷，到2015年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將超過第一產業。不過鑒于中國迅速步入老齡化，‘劉易斯拐點’可能會出現得更早。”蘇博文表示。
第三，除非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提升，否則中國未來5至10年潛在產出可能放緩。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1995年至2009年期間中國的潛在產出增長率平均為9.6%，其中來自資本積累的貢獻率高達5.8個百分點。但由于人口老化導致就業停止增長，且資本深化帶來的貢獻率開始企穩，世行預測2010年至2015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放緩至8.4%，2016年至2020年進一步放緩至7.0%。世行的這一預測強調了中國需要更有效利用勞動力和資本(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急迫性。為實現這一點，蘇博文認為政府需要發揮市場的力量。他建議采取以下具體舉措：減少對土地、能源和水資源的價格補貼；提高匯率靈活性，讓貨幣政策以信貸價格而不是信貸數量為目標；要求上市國有企業支付更多紅利；消除進入國有企業壟斷行業的準入壁壘；加快民營化進程。
城鎮化推動未來經濟增長
根據野村的預測，直至2012年中國經濟都會繼續快速增長，增速約為10%，CPI增速保持在3%至4%。其理由是中國仍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雖然日前公布的日本二季度GDP數據證實中國經濟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的人均GDP(3910美元)遠低于日本的40927美元，只相當于日本1974年的水平。野村經濟學家孫馳據此認為，中國較低的人均GDP意味著其仍處在快速發展的增長階段，在基礎設施和私營產業方面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在內陸地區。由于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對耐用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這也意味著中國正處于消費熱潮的初期階段。汪濤預計，未來中國的實際消費增長可達每年8%至10%，與實際收入的增速一致或略高。
孫馳告訴記者，城鎮化將成為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在未來20年，我們估計約有3億人口從農村地區遷移到城鎮。這一城鎮化進程將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他說，收入差距推動了城鎮化。隨著收入的提高，消費也將增長，制造業擴張將更具持續性，或將創造對城鎮房產的巨大需求。他還預計，未來世界其他地區將越來越多地受到中國總需求的影響，或者因為中國經濟遭遇挫折而導致全球需求不足。(袁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