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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04日11:32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挑戰

今年19歲的史梅青春靚麗，面容清秀，是典型的“新生代農民工”。17歲時，她就開始外出打工，至今已有兩年的打工生涯。

“我開始在寧波一家服裝廠上班，每星期休息一天，平時也很少加班，勞動強度不算太大。工資也感覺挺多的，一年能剩1萬多元。但仍然覺得挺辛苦的，沒有上學時那么開心，壓力太大，約束太多。”當史梅談起打工的感受時，這樣告訴記者。

史梅說，她始終感覺“在家鄉工作舒服一點，也可以照顧家庭，不用那么想家”。盡管工作上有“很不開心的事情”，但只要有家人在身邊陪伴，就感覺沒什么大不了的。“將來有機會也想再出去見識一下世面，不過等有錢了再作打算。”

而年僅20歲的打工妹張青，在福建打工一年多了，每月收入也有2000多元。張青說，這次選擇回家打工，主要原因是因為“想男朋友了”。“以后不想離開家，也不想離開男朋友了，對以后的生活暫時也沒有什么計劃。”

“現在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和以前的農民工完全不一樣，他們注重的是工作和享受并存。”來自鄂爾多斯羊毛衫廠的高管王世軍告訴記者，公司在周末放映最新的電影，舉辦籃球、乒乓球等各種比賽來豐富工人的文化生活。除提高業務水平以外，公司的另外一個目標就是要給員工創造一個和諧的生態小區。

很明顯，新一代農民工覺悟的提高、權益意識的增強，已令不少傳統企業開始向更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轉變，這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真實體現。而隨著60后、70后農民工的逐漸老去，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粉墨登場，成為企業用工主體，開始影響、甚至決定著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

“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擇業時，更加關注工資待遇、企業前途、工作環境、發展空間、權利保障等因素，工資待遇不高、勞動者權益保護不到位的企業，對他們很難有吸引力。”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認為，與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注重個人的自由、個性的張揚，對“吃苦耐勞”等傳統價值觀進行著無情的顛覆。

實際上，就行為特征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已告別父輩們的“溫飽”與“節約”的打工方式，更傾向于“發展”與“享受”打工方式，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強、消費觀念更為開放、對自身權益的維護更加注重，但唯一不足的是缺乏“職業生涯設計”，對未來的生活有憧憬，無規劃。

也有專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已不愿重返農村，而希望通過努力融入城市，追求與市民相近或相同的生活水準，并希望在企業經營、社區發展、國家政策等公共事務中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企業在善待農民工的同時，應為農民工規劃“職業生涯”，讓農民工感到有發展前途。

“技工荒”倒逼職業教育

“民工荒”其實更多的是“技工荒”，即缺少技術工人或技能熟練的工人。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東部沿海省份經濟快速發展多年，消耗了大量的資源、環境、土地等要素，現有條件下再也無法支撐快速發展的需要。現在必然要向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轉變。他們未來的發展已經無法靠增加就業、增加勞動力供給來解決，他們需求的將是素質更高、經過專門培訓的勞動力。

事實上，早在金融危機前，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就開始進行產業升級，實施“騰籠換鳥”策略。長期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逐步退出經濟舞臺。

“目前，長三角、珠三角更缺技工，即有一定技術、特殊技能，能適應產業升級要求的高素質農民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這種用工短缺不會馬上緩解或消失，漲工資也不可能立竿見影。因為產業升級和人才培訓都需要有一個過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長時間。”同長三角、珠三角有勞務輸出合作關系已經5年的阜陽市勞動就業局局長慕朝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事實上，作為全國聞名的勞務輸出大市，阜陽市每年有250多萬農民工外出務工。然而，阜陽市也出現了“用工短缺”現象，特別是技術工人和技能熟練的工人。

今年春節前，來自蘇南的投資商季建康看中了阜陽市人力資源比較豐富的優勢，決定來阜陽辦服裝廠，旨在擴大經營規模，全力在阜陽發展。因為服裝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蘇南地區無論工資多高，也很難找到更多技術工人了。

然而，季建康在阜陽開出幾乎和蘇南地區相同工資待遇，甚至包吃包住，每人每月比在蘇南地區大概要多支付100元左右，但仍然招不到更多的技術工人和技能熟練的工人。原本需要100多人的廠子，目前僅招到了數十人，相差一多半。

“盡管這里的人力資源很豐富，勞動力成本也不低，但經過培訓的技術工人和技能熟練工人太少了。看來不能急于擴大規模，還要從長計議，從培訓熟練技術工人開始。”季建康慨嘆道。

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阜陽市教育局局長胡濤認為，“民工荒”說明中國輕視職業教育的“積弊”已久。由于受“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多數學生家長“重仕輕工”，造成多年來大學招生出現“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國家公務員考試人數也“屢創新高”成為“第一國考”。而職業技術教育卻“乏人問津”，造成招生困難，舉步維艱。

“產業升級和企業技術水平提升的最重要環節是培養高素質的技術工人，而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是培養高素質技術工人的關鍵。”胡濤認為，目前職業技術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經費很少，發展緩慢。而企業的教育培訓責任也體現得遠遠不夠，投入太少、功利性太強。

胡濤建議，國家提高職業技術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戰略規劃和目標，改善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環境，大幅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經費在整個教育投入中的比重。同時，積極推動職業技術教育向免費教育發展，并優先在中西部貧困地區實現。

中西部發展“就地取材”

近年來，長三角、珠三角乃至傳統人力資源輸出大省出現的農民工“短缺現象”，從積極的意義看，標志著農村勞動力開始從“無限供給”轉化為“有限過剩”，從而使農民工逐漸成為“稀缺資源”。

隨著中西部省份經濟的快速崛起、農民收入的明顯提高，他們和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差距的迅速縮小，也為農民工群體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農民工外出務工不再是“唯一選項”，外出務工的意愿已“顯著降低”。

事實上，中國區域經濟版圖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金融危機后，國家已先后批準了十多個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步伐明顯加快；同時，各地也在全力推進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東南沿海地區已加緊對目前的經濟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調整，對中西部地區實施有序的產業轉移。

為順利實現產業轉移，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中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區產業基礎和勞動力、資源等優勢，推動重點產業承接發展”。

為搶占先機，安徽、四川、重慶、湖北、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紛紛打出“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招牌，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將原本把東部沿海城市作為主要生產基地的各類勞動密集型企業，吸引到各自的經濟開發園區中。其中，安徽的皖江地帶還有幸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有意識地吸納長三角企業的資金、技術和高素質勞動力資源。

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的比重有所提高，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增幅超過東部地區。東、中、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85%、6.5%和8.5%，分別比上年同期降低1.2個百分點、增加0.6個百分點和增加0.6個百分點。

而且，在合肥、武漢、成都、重慶、西安等中西部城市中，無論是城市基礎設施，還是農民工的用工數量、工資待遇和生活水平已和東部城市相差無幾。加之東部各類加工企業和臺資、外資勞動密集型企業大舉西遷，造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許多農民工不愿再“舍近求遠”外出打工了。

因而，有專家“建言”：東部地區一方面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農民工保障制度，改善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待遇，吸引部分農民工回流；另一方面，從信貸、稅收等方面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保障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才能保障農民工的工資待遇提高、工作環境的改善，留住更多的農民工。

“重”山西，不缺工

因經濟結構偏“重”，加上根深蒂固的本土情結，山西并未出現普遍意義上的“民工荒”。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韓文︱山西太原報道

4月中旬，在太原市長風大街，山西省重點工程——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正在緊張的施工建設中，作為第六屆“中博會”(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的主會場，這個投資10億元的項目將于6月底前完工。

山西八建集團項目經理王長青告訴記者：“要求兩年時間完工，工期緊、任務重！所以工人得加班加點干，更不敢缺了工人。”

其實，在今年工人工資增長近30%的情況下，王長青并不擔心招不到建筑工人，他的顧慮主要緣于河南等地即將到來的“農忙”季節。

“咱們的工人大部分老家是河南的。每年5月中旬的時候，河南工人就要回家種田，一走將近一個月，這個時候哪個項目都缺工人，對工程進度影響很大！”在建筑行業打拼20多年的王長青對此深表擔憂。

與王長青擔心“農忙”有所不同，太原市某家具生產企業負責人任女士焦慮的是傳統佳節“春節”。

“幾乎每個春節后，都有許多工人不辭而別。我們每年的節后都要到職業介紹中心招聘，年年如此，沒辦法！”任女士感嘆。

正如任女士所述，每年春節過后，太原市大街小巷的許多店鋪都會貼出招聘廣告，其中以酒店、餐館、洗車房、服裝店等服務行業居多。而分布城鄉四周的中小企業只能一次次往返于職業介紹機構。

太原市職業介紹服務中心職業介紹部凌俊部長認為：“所謂的‘用工荒’其實是一種炒作！如果企業管理規范，待遇良好，‘三險一金’都能到位，那么這種‘周期性’的用工短缺也不會出現。”

今年50歲的農民工王培山，來自河南濮陽，從18歲開始做建筑工人，30多年里，他從最初每天2元錢的工錢，到現在每個月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王培山很知足。

“家里有4個孩子，每個月可以寄三四千元回家。”王培山告訴記者，雖然想家，但他表示，“今年不準備回家了，5畝地老婆一個人就能料理”。

本土農民工“戀家”

改革開放以來，山西省的勞務輸出一直落后于周邊其他省份，除了受制于人口少的省情，更主要的因素則是地域文化使然。

“可能全國都知道‘山西人戀家’，所以山西人外出打工的不多。這客觀上限制了山西農民工的外流，保障了本地區用工的富余。”山西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譚克儉表示。

山西呂梁市臨縣的小李今年28歲，5年前曾在廣東東莞一家電子廠打工，后來由于工資待遇、生活習慣等因素回到太原的一家裝飾裝潢企業繼續打工。

小李告訴記者：“在廣東的湖南、四川、河南，還有東北人特別多，但山西老鄉很少碰見。現在山西的就業機會也很多，待遇也差不多，所以就回來了。”

在太原火車站附近的職介所，在與工作人員的攀談中，記者能從對方的語氣感覺到“招工到外地并不容易”。

凌俊部長從事職業介紹工作16年，現在他任職的太原市職業介紹服務中心前身是太原勞務市場，主要服務對象就是來自農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困難戶”。

凌俊表示：“現在農村的年輕人幾乎全跑到了城市，而山西農民工愿意出去的又少，所以山西勞動力供應相對充足。即使一些苦、臟、累的工種，費些周折也是能招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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