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是全國最小的‘官兒’，可他們每天想的、做的都是黨和國家最關心的大事呵！……隨著時代的變化，老一代‘村官’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村官’還能后繼有人嗎？”——今年2月，老報人范敬宜寫下了上面的一段話(2006年2月9日《人民日報》)。不過范老的憂慮很快便消散，因為他從當天的報紙上見到了題為《(北京)大學生今起報名當村官》的新聞。
7月初，2016名大學生村官已奔赴京郊1853個行政村，開始為期3年的基層工作。包括范老在內的許多人都相信大學生村官給新農村建設注入了新鮮血液，但是在他們身邊仍是困難重重，在他們身后不乏疑惑的目光，大學生村官的發展前景似乎還不明朗。
“小事做好了，服務老百姓的大事自然就有了”
“靜一靜！咱們三塔寺的孩子是最乖的，大家要認真聽大哥哥大姐姐們講課。”朱娜招呼一幫孩子們坐下后，對記者說：“這是我的長項。”朱娜所指的是組織宣傳文娛活動。
畢業于北京聯合大學的朱娜在今年上半年經過激烈角逐，來到平谷區馬坊鎮三塔寺村當上了“村官”。工作一段時間后，她又把下一屆的師弟師妹們“請”到村里來實習，“讓他們也了解了解，看看在農村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朱娜興致勃勃地向記者回憶起了今年6月她組織的一場村運動會。依據村民的特點，朱娜精心設計了一系列充滿鄉土氣息的運動項目：背夾球、趕豬跑、大豐收……
“盛況空前。”朱娜這樣形容當時的場面。
朱娜的熱情在許多大學生村官身上都能看到，她的經歷也正在陸續上演。
畢業于華北電力大學的魏洪亮應聘時被懷柔區廟城鎮孫史山村黨支部書記焦躍進一眼相中，此后，他的同學似乎便忘了他的名字，而是直呼他為“村官”。對于這個稱呼，魏洪亮回答得也十分干脆，“做一名村官是很光榮的事情。”
魏洪亮到村里第二天就騎著自行車把整個孫史山村逛了個遍，又利用周末時間熟悉了廟城鎮。“村里面有多少畝地、幾個企業、幾家大姓氏，我全知道。”
接下來的半個月，魏洪亮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文稿，這令他十分興奮：“村長給我們經驗，我們給村長理論。我們會什么呢，不就是空有一肚子理論，還真是來對地方了。村里的通知、報告、請示等公文終于合乎規范了。”
村里一位老太太說得實在：“有了大學生真不錯，孩子不會做作業找得到人問了，還能上網告訴俺們價錢什么的，真好使。”
對于比朱娜們提早1年來到農村的黃騰宇來說，熱情和新鮮感已經退卻，取而代之的是更自覺的服務意識。
“到農村服務農民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一陣子服務容易，長期服務難；表面服務容易，真正服務難。其實，當我們每時每刻想著老百姓的時候，就已經在為老百姓服務了，這時我們會發現，有許許多多服務老百姓的事情等著我們去做，小事做好了，服務老百姓的大事自然就有了！”黃騰宇說。
外來大學生和農村本地人，誰更適合當“村官”
“村兩委班子文化素質畢竟不高，引進大學生可以在很多方面帶來變化，但變化不會是翻天覆地的，大學生的作用有限——對不對，小黃？”三塔寺村黨支部副書記劉香云問道。
“是。”黃騰宇老老實實地回答。
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來講，黃騰宇都稱得上在同輩村官中領先一步。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的黃騰宇所學專業是農村發展學，曾擔任中國農業大學第一大學生社團農村發展研究會的常委，并有多篇關于農村發展的論文獲獎。2005年畢業前夕，他來到平谷區馬坊鎮三塔寺村擔任村官。
“小黃剛到村里時村民們可興奮了，說村里來了大能耐人，恨不得來一個大學生就把所有問題都解決。”劉香云說，“但我感覺現在大學生所學的知識跟農村的實際情況有點不對口。村民們最需要什么？他們最需要的就是懂實用技術的人，直白點講，就是能讓他們盡快富起來的人。”
“上星期全村開大會時，有村民就對小黃說了，眼看著現在種地不掙錢，土地也越來越少，工廠倒是多了，可哪有工廠要我們這樣40多歲的人呢？大學生有能耐，能不能搞點項目，哪怕是一個小小的手工業場子，讓我們一天能掙個十來塊錢，也心滿意足了。可是，小黃能有什么辦法呢？”劉香云說。
對此，黃騰宇也有些無奈：“國家號召大學生來到農村——尤其是今年，制定了很多優惠政策——當這么多大學生來到農村之后，國家是不是應該再出臺配套的政策為大學生在農村大展拳腳提供便利呢？”
“村助理在農村工作的核心應該是增加農戶的收入。就我自己而言，有時我有很多想法或設想的項目，而且可以形成有目的、有計劃的調研報告或實施方案。能否就此報上級或有關部門，經過論證、審核從而獲得一定的政策或資金上的支持呢？”
“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但是這個支點由誰來給？怎么給呢？”豪言壯語的背后掩蓋不了黃騰宇的困惑和期待。
與制度環境的欠缺相比，大學生與村民之間的觀念博弈同樣是一個艱苦的過程。
“我有心理準備。”畢業于華北電力大學的胡妍(化名)清楚，接下來的日子里她有大量的說服工作要做。
“我們村大量種植栗子和核桃。但長期以來，村民們所習慣的模式就是有了收成就拿去賣錢。我們想說服村民們把眼光放長遠一點，不要急著賣出栗子和核桃，應該追加投資設立工廠，對原材料進行深加工，賺取更大利潤。但村民們都覺得盡快拿到現錢心里才踏實，多年來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維不是朝夕就能改變的。”
胡妍認為，觀念無法對接的背后涉及一個深層次的問題——農村究竟是交由本地人治理好呢，還是交由外來的大學生治理好？
“新農村該怎么建設？村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新農村？這是我們這些大學生乃至所有的‘城里人’不熟悉、不了解的——應該把當地干部的經驗和大學生的知識文化結合起來協同治理。”這是胡妍給出的答案。
魏洪亮看問題的角度則有所不同。
“如果用農村本地人來取代我們，那只能算是村委會班子的擴充，新意在哪里？我們不能一上來就嚷著改變一個村子，而是要協助它發展。只要采取令人舒服的方式，我想，觀念的差異不會成為交流的障礙。”
醞釀中的“雙贏”之局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旭濤今年2月撰文指出，大學生當村官是人才培養和新農村建設的“雙贏之舉”：一方面打造了人才培養和鍛煉的新模式；另一方面，破解了新農村建設的人才困局，促進了新農村建設。(2006年2月9日《人民日報》)
團北京市委志愿者協會相關負責人認為，對于下到基層，走進農村的大學生來說，在相關崗位上肯定存在一個磨合的過程。沒有哪所學校能夠教給學生包打天下的知識，重要的是，大學生們已經在學校培養了良好的學習能力。只要給他們時間，讓他們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就一定會把自己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
“今年我們在招募赴基層服務的志愿者之前進行了崗位需求調查，結果基層要3000多人，我們共招了1500人——這充分說明基層對于大學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用的認同。拋開各種阻力、困難不論，我能感到大學生和基層之間存在著很強的認同感和交流愿望，而這種埋藏在人們心中的力量將會極大地推動‘雙贏’局面的出現。”該負責人表示。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杜曉 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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