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一流大學要能對國家起到引領作用
——訪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教授
就在不久前，一篇題為《構建世界一流大學，我們最缺什么？》的文章在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起不少有心人的關注。文章對一流大學的使命和一流大學校長應該是怎樣的人，都直言不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文章說：“一流大學要求其校長應該是洞察社會問題癥結、深諳其政治綱要的政治家，對社會前途富有想象力與充滿前瞻的思想家。”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國著名的高等教育管理專家、教育家，上個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教務長，90年代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教授。1999年，他從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的位置上退下來。
這10年，王義遒教授都看了什么，想了什么？作為一個老教育家，他如何評價當今的高等教育？12月13日，王義遒教授在家中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
這30年，應該說北大沒有完全辜負我們的國家，還能起到一點引領作用，其中就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王選，一個是林毅夫
中國青年報：您是怎么想到要寫《構建世界一流大學，我們最缺什么？》這篇文章的呢？
王義遒：就是為了推薦這本書，《一流大學，卓越校長——麻省理工學院與研究型大學的作用》。這是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查爾斯·維斯特13個年度報告的匯集。看完這本書后，我覺得中國的大學校長能夠做到那樣的還不多。
這本書上的一些觀點，其實我們以前也提出過。北大正式提出建“一流大學”是在建校 100周年前后。實際上，早在1986年我還任教務長時，就提出建“一流大學”了，當時北大校長是丁石孫。我們提出這個就是想給全校教職工設置一個向上的目標，激勵一下人心。但是我們為此挨了批，因為我們沒有提要建“社會主義一流大學”，沒有表明階級性。后來到1994年，我們又正式提出來，這回不僅沒問題，國家還投資支持了，“211工程”也啟動了。
中國青年報：您看北大現在是“世界一流大學”嗎？
王義遒：我看還差得遠。說實話，我對現在一些關于一流大學的文章很看不起，太急功近利了，很庸俗。總是提要有多少諾貝爾獎得主，沒什么意義。
我有個觀點：如果一個國家離世界一流水平太遙遠，這個國家就不會出世界一流大學。如果這個國家的大學是一流的，那么這個國家一定也是一流的。大學是一個國家科學文化的標志，真正的一流大學要能對國家起到引領作用，一流大學的水平和高度應該代表這個國家的水平和高度。
引領不是領導的意思，而是指大學能夠影響整個國家的時代思潮。北大如今在中國還有點地位，并不是因為北大現在的科研成果多么了不起，而是北大曾經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五四運動”也好，“新文化運動”也好，都是代表了時代的方向。
具體點兒，看一所大學是不是“世界一流”，只要看你們學校有多少外國留學生就行了，這些留學生不是為了學你的語言歷史或為了做生意，而是來老老實實地學你的科學技術的。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就表明你在人家眼里有地位了。
中國青年報：北大現在具有這種引領作用嗎？
王義遒：這30年，應該說北大沒有完全辜負我們的國家，還能起到一點引領作用，其中就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王選，一個是林毅夫。
為什么這么說呢？王選是中國高新技術發展和自力更生的一個代表，讓我國的激光照排從無到有，這是一個貢獻。但最大的意義還不是這個。漢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被魯迅等中國文化先進人士認為是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解放后我國的文字改革，也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開始的。先是漢字簡化，然后是要拉丁化，就像現在越南的文字一樣。現在漢字完全翻身了。因為王選等人的努力，計算機中文操作比英文還方便，優勢越來越明顯。要是漢字真的拉丁化了，中國文化的傳承會存在很大問題。你看現在的韓國，他們古時候用的是漢字，現在相當于拼音字母了。他們的年輕人很難繼承古時的文化了。將來世界肯定是各種文化融合的。如果中國的漢字也拉丁化了，我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會少得多。
在經濟上，林毅夫等人的貢獻很大。他們一直在研究“三農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他們提出的，就是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不照搬美國模式。中國農民這么多，如果走西方那種城市化道路，負擔太重了。當然，我們農村最終會走向城市化，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會是個新路子。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從現在全球經濟危機就能看出來。我看到北大的一批經濟學家正在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這種探索會對將來的中國有很大意義。
一個大學，能夠真正站在國家發展的前沿想問題，并能夠把國家引向一流，那才是一流大學。從這個角度看，北大還在起到一定的引領作用，雖然沒有過去“新文化運動”影響大。
這30年，對于大學來說是一個轉折
中國青年報：1978年3月18日，中國科學大會舉行，這被稱為科學界春天來臨的標志。30年來，作為一個見證者，您怎么看我國大學的發展？
王義遒：這30年，對于大學來說是一個轉折。
我們當時探討了很多大學應該怎么辦的問題。1917年蔡元培辦北大，主張大學是做高深學問的機構，把科學和技術分得很清楚，這是歐洲模式。歐洲模式進入美國后，又有很大進步，美國把科學看成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很強大的力量，把科學和技術結合了起來，這就是美國模式。美國很多州立大學，都是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而建立的。1925年，我們的清華大學就是按照美國模式辦起來的，可以說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從歐洲模式轉向了美國模式。但到了解放后，我們開始學前蘇聯，等于又繞回歐洲模式，綜合大學重新回到“象牙塔”。
改革開放后，我們發現前蘇聯模式有很多問題，比如過分強調專業教育，專業劃分過早，口徑很窄，學生畢業后只能從事狹隘的專業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后，北大理科出來的學生很難從事專業對口的工作。我國推行市場經濟之后，原有的辦學模式很難適應。1988年，北大提出教學改革的“十六字方針”，即“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現在差不多成了全國的方針。可以說，這 30年我們大體上又回到了美國模式上。
中國青年報：我們很多大學都在爭做世界一流大學，爭取的辦法就是向美國大學學習。您覺得這樣合適嗎？
王義遒：美國的教育體制應該說是比較先進的。美國變成世界一流國家，和他們的教育體制是很有關系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抄美國，我們的文化傳統不一樣，中學教育也不一樣。美國中學生的數理基礎太差了，語文功底也不好，他們也迫切要改革。
中國青年報：既然美國大學模式比較先進，為什么不能照搬？
王義遒：這里有一些文化的因素。美國的教育，從下到上是相當自由的，我國小孩子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聽話。我第一次到美國去，看到他們真是不管小孩，小孩坐在地上吃土，就讓他吃去。在一定程度上，這對發揚個性有好處。但我想，太放松了對成長也不利。“教不嚴師之惰”，這句話還是對的。我回憶自己成才的過程，中學還是相當關鍵的，“嚴”至少對我有好處。
要做好一流大學的校長，就應該有一流政治家的眼光，起碼是個思想家
中國青年報：對于美國大學，您最欣賞的是什么？
王義遒：總體上來說，美國大學辦學上比較自由，而我們現在校長的自主權太少，上面規定的條條框框太多，很多事情也都是上頭包辦了。這是我們教育面臨的最大問題。總是評名課、名師、名專業，學校忙得團團轉，根本就沒時間抓應該抓的事情。你去問大學校長，他們都說評名師名課不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但他們還是這樣做。為什么？因為你不去申報、不去評，你的學校就沒有被承認的“名師”、“名課”，連“國內一流”都夠不上。
還有一點，我們的大學還是缺錢，評這評那弄到了錢，總比沒有好吧。所以大家有意見也不敢提，怕丟了這筆難得的額外錢。其實，多數大學校長還是知道本校的教學質量應該如何提高的，給了錢讓他們放手去做會好些。抓教學質量，做表面文章不行，搞虛的更不行，讓大家挖空心思搞包裝，更貽害無窮！
我非常佩服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維斯特。他給人感覺好像不是一名大學校長，更像一位美國總統。他考慮美國的問題、世界的問題，考慮培養什么樣的學生才能讓美國領導世界。你要是一流大學，你培養的人是要領導國家的，所以你也要有國家的、世界的眼光。大學校長沒有這個眼光，能培養出有這種眼光的學生嗎？
大學校長應該是政治家，這句話提出來，很多校長可能會反對，似乎政治家就是政客。但說實話，要做好一流大學的校長，就應該有一流政治家的眼光，起碼是個思想家。像維斯特，他的氣派就很不一樣。麻省理工有大約2000門的課在網上公布了教學資料，全世界都可以看，這是要有魄力的。北大現在還做不到，老師會說這是我的知識產權。不過，如果我有課件，我會全部公布出來的，你抄就抄唄，因為我的東西會不斷更新，大家還可以更多地交流，這就是有底氣。
中國青年報：大學校長應該是政治家、思想家，對我們現在的大學校長來說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王義遒：我們不是沒有人才。就拿和我同時代的校長來說，像南京大學的曲欽岳校長，復旦大學的楊福家校長，南開大學的母國光校長，他們都對北大建設發表過看法，都很有思想，很有見地。我評價大學校長的標準，就是看他辦學思路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有自己真正的想法。我不大贊成搞大學指標這一類的東西，科研經費、論文數，肯定是大學校長要想的，麻省理工的校長也會想這些問題。但成天只想這些，我想這個校長很難當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