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北大也有關于論文數量的硬性規定嗎？
王義遒：有。在我管事的時候，學校對此曾有過一場大爭論。90年代初，南京大學的 SCI(科學引文索引——編者注)文章超過了北大，輿論一片嘩然。當時我跟南京大學校長比較好。我就跟他講，“你們SCI超過我們了哦。”他認為這是小菜一碟。還給我面授機宜：“北大那么多教師，你規定每個教師提職、每個研究生畢業必須有多少論文，北大不就能超過南大了嗎？”
然后我在北大召開學術委員會討論這個事，當時多數委員，包括陳佳洱院士，就是后來我們的校長，堅決反對，說SCI數目是有了，但質量沒有上去，科學上什么價值都沒有，這樣做會走偏方向。如果一篇科學論文真有很大的發現，比一萬篇都強。就這樣，我們決定還是“無為”。
但社會上看到北大論文數下去了，他們就會認為北大科研不如南大了。落后幾年之后，北大科研處實在坐不住了，就開始規定，研究生、博士生畢業必須要有幾篇論文，教師評職稱必須要有多少篇。這么規定之后，北大論文數果然唰就又上去了。學校也只好這樣了。我也覺得很無奈。
現在高校之間評比的東西更多了，什么都看指標，連有幾個“名師”也比。這有什么用呢？北大有名師、大師，那都是大家心目中的，哪個是評出來的？
中國青年報：您心目中北大80年代的名師都有哪些？
王義遒：那是多得很啊。像李賦寧，你看他上課，學生都坐滿了。這就是自然的名師，評它干嗎？
什么是真正的名師呢？一是看是否真有學問，思想是否比較深刻，二看是否關心學生，真心把學生帶好。其實學生是不怕“嚴”師的。經常罵學生的老師有的時候還挺受歡迎的，因為他能指出學生的不足。看不出來學生好壞的老師，起不了真正的指導作用，學生也不會真正尊敬他。
我覺得，中國人不要過分去追求諾貝爾獎
中國青年報：您在上個世紀80年代擔任北大教務長，90年代擔任常務副校長。那個時候的北大校園什么樣？您懷念那個時候的北大嗎？
王義遒：80年代的大學比90年代的好。80年代比較解放，總體上來看思想比較活躍。90年代初主要是經濟上特別困難。我當時就很想把北大一些老教授講的課錄下來供后人學習，像朱德熙、王力，他們都70多歲了。但那要錢啊，一門課就幾萬塊錢吧，我一算全校教學經費總共才不到200萬塊錢，這下就要開出一二十萬。所以就沒有拍，這個事到現在我還很后悔。
80年代經費沒有90年代困難。那段時間我是教務長，我還有點錢支持一些實驗室，在此基礎上還建起了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還搞了一些交叉學科的研究中心，很有成就感。
中國青年報：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
王義遒：“十六字方針”的提出。1987年“十三大”報告中說中國要走市場經濟的路，這讓我們有了比較大的危機意識。我們過去是計劃經濟，學校是按計劃培養人的，政府怎么說就怎么做。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生畢業是不可能分配工作的，他們需要自謀職業、自找出路。當時國家教委高教司的一位副司長到北大問我們怎么辦，我說我已經胸有成竹了，就是“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 ”這“十六字方針”，基礎要打好，專業可以淡化。“淡化專業”這一條我就花了5年功夫才統一了全校的思想，因為一些人還認為學生應該靠專業技能在社會上取勝，專業課學得越多越好。我就說，你能保證你的學生都能找到對口的工作嗎？何況現在研究生人數大大增加了，比較窄的專業學習可由研究生階段來承擔。
另外，我們提出了“分流培養”的想法。就是為那些打算畢業后從事比較窄的專業工作的學生開設一些專門課程，或進行一些訓練。在他們最后一年，根據人才市場的情況，做些專門培養。
中國青年報：您那個時候就在考慮大學和市場化的關系了，能具體說說如何處理這兩者的關系嗎？1996年起高等教育開始收費，大學生也開始考慮上大學的成本問題了。
王義遒：這種考慮你不能說是庸俗的，學生把上大學看作對自己的投資，這是一種很實際的考慮。市場經濟下，人們做事都要受這個思想的影響。
我們關于大學怎么辦，第一句口號就是“面向社會，適應市場”。大學要不要“面向” 市場，當時我們也有爭論。我們說，不能。因為市場不能包括國家整個的需要，北大有一些小語種，市場不一定都需要，但從國家外交工作來說，可能很需要。歷史地理專業，市場可能也不大需要，但國家離不開這種人，比如在解決邊境糾紛時，很需要有這方面的人才。所以，大學應該面向整個社會辦學，不能只面向市場。但又要適應市場，你北大的畢業生在人才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你一個教員的工資跟市場上差得很遠，怎么行？
中國青年報：今年，清華大學通過自主招生破格錄取蔣方舟一事引起很大的社會爭議。其實早在1985年，您在擔任北大教務長的時候，親自將14歲的田曉菲等人特招進北大，卻沒有任何爭議，如今田曉菲發展很好，任教于哈佛大學東亞系。當年是什么情況？
王義遒：當時我們也拒絕了很多人。招田曉菲的時候我們還考了她各方面的知識，不是僅僅因為她能作詩。現在特招爭議多，主要是和社會風氣聯系起來的。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任時，教育部就說要給北大更多的自主權，但我沒要，因為北大沒有足夠大的能力來應付招生中的各種復雜問題。
我很欽佩前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后來北大物理系的葉企孫教授。像錢學森、楊振寧、李政道這些才子都是他那時候發現的，并給予了一些特殊培養。比如錢學森，他報考清華留美學生時報的是鐵路機械專業，但錢學森在大學中已經展露出非凡的才華，基礎課程學得很好。葉企孫看了他的成績后覺得這個學生學鐵路機械太可惜，因為當時中國學鐵路的人已經不少了，但還沒有航空工業，不會造飛機。于是葉企孫勸錢學森改學航空，錢學森當時沒有航空方面的知識，葉企孫就讓他先在清華補習一年，打了很好的空氣動力學基礎，再去美國。最后錢學森就成了世界空氣動力學和航空航天方面的權威。
我們現在很需要能識才的人。但要知道，葉企孫當時能選拔出這些人才，除了有眼光外，也是因為當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本來就少。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所以大學需要建立一種機制，能將這些拔尖的人才發掘出來，并給予特殊培養。
中國青年報：您曾經就諾貝爾獎寫過一篇文章，中間說到科學研究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您能具體說說，到底應該“為”什么、“不為”什么？
王義遒：我覺得，中國人不要過分去追求諾貝爾獎。我所從事的物理學分支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諾貝爾獎，但是這些研究拿到中國來，國家不可能支持。這是對的。因為當前中國更需要解決的是國計民生問題。基礎研究要花很多錢，這些錢投下去很難解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搞的一些基礎研究中挑選出來有用的東西，拿過來。基礎研究在科學上有意義，有的在10年20年以后會對國計民生很有影響，但要等10年20年。像198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獎勵的就是40年前的東西，這是很慢的，很難應用在實際中。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過分追求諾貝爾獎。想拿這個獎，也就是為了說句“我們中國人是有本事的”，一句話而已。但是，基礎研究對于一個國家還是很有意義的，對長遠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對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都很重要。所以，我們還是應當有選擇地發展一些基礎研究，先揀比較有實際價值的，慢慢擴大，不是一開始就什么都搞，這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王義遒，國際無線電科學聯合會中國委員會委員，副主任；中國計量測試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我國波譜學和量子頻標領域知名專家。
1932年生，浙江寧波人。195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61年于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研究生畢業，獲博士學位。回國后一直在北京大學從事教學、科研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