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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7日09:40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人文學者最困難的時刻過去了

中國青年報：您在建系百年慶祝大會上專門澄清了社會上對中文系“生存困難”的誤解。但我們感覺，“生存困難”對于北大中文系是誤解，對于全國院校的中文系來說，可能就不是誤解。您覺得呢？

陳平原：媒體報道北大中文百年慶典時，好多引用我關于中文等人文學科“觸底反彈”的說法。私下議論，有人同意，有人不以為然。其實，我的判斷不是一時一地，更不是只針對北大中文系，而是基于我對近二十年中國學界演進軌跡的理解。從1991年撰寫《學者的人間情懷》、1993年發表《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起，我一直在觀察“人文學”在當代中國的位置變化以及功能轉移。在我看來，人文學者最困難的時刻過去了。此前是“堅守”，此后可以更多考慮“進取”與“創新”。

“觸底反彈”的說法，是對20年這樣的中等時段的觀察，若以百年這樣長時段的眼光看待中文等人文學科，我承認，中文系現在有點“邊緣化”，但也不該被“悲情”籠罩。在今天這么個喧囂的時代，需要理解我們的真實處境和發展路向，有所堅持，也有所創新。我堅信，當眼下五光十色浮華侈靡的大幕退去，學術重歸平靜，人文學科應該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學作為一個知識共同體，需要專業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對于營建校園氛圍、塑造大學風貌、體現精神價值，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學科。這一點，我們不能妄自菲薄。

中國青年報：目前一流人才還會不會大規模地學習中文？

陳平原：問題在于什么是“一流人才”。好多年前我就聽說“一流人才經商，二流人才從政，三流人才做學問”。要真是這么認定，那倒好辦，反正職業決定位置。不過，現在考公務員很熱，似乎從政與經商要換位子了。以錢多錢少、官大官小為衡量人才的標準，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比如，我就更看重職業與個人性情及興趣的關系。作為人文學者，我很高興中國沒有文科院士，諾貝爾獎也不顧盼這邊，讓我們得以從容讀書做學問。至于是三流還是一流，因評價標準不一，壓力不是很大。其實，成為“政要”或“巨賈”，除個人努力外，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該作為選擇所學專業的重要指標。如果哪位北大中文系學生日后“發達”得不得了，那也是他個人的造化，與中文這個專業基本無關。

所謂“大規模地學習中文”，是指作為專業，還是作為修養或技能？那是很不一樣的。倘若是選擇中國語言文學作為畢生的“專業”，那不可能是“大規模”的。若談“修養”或“技能”，則多多益善。現在專業分工越來越細，考生趣味五花八門，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如果以為考上熱門專業就是“一流人才”，那大錯特錯。大學里根本就沒有“最好的”專業，只能問適不適合自己。

我對中文學科有信心，是因其學科邊界模糊，彈性較大，允許自由馳騁，同時技術性不強，轉而更多關注人的性情、趣味以及全面發展。

中國青年報：您說過，中文系師生有責任介入當前的社會改革與思想文化建設，這也是北大中文系的一項傳統。在您看來，如今的中文系師生在這方面比前輩做得如何？

陳平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北大中文系師生曾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俞平伯詩“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說的就是當年引領風騷的《新潮》、《國故》和《國民》這三個刊物的主要編輯，都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這樣的“光榮”可遇而不可求。也正因此，后人很容易指責當前的北大中文系師生不如前輩有出息。這沒辦法，也沒必要辯解。

我想說的是：第一，時勢造英雄，時勢也造大學風氣，北大中文系自然不例外；第二，今日中國大學，無論教授還是學生，趣味及立場都已分化，不能強求“介入社會”；第三，為紀念百年系慶，北大中文系學生制作文化衫，正面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那是學生們投票決定的，系主任并沒引導或干涉。這當然只是表明“志趣”，能不能實現，還得看現實條件是否允許，還有當事人是否足夠努力。

中國青年報：中國經濟盡管高速發展，但向世界輸出的主要還是“中國制造”，很難輸出價值觀和文化。對此，您怎么看？中文系的師生在這里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陳平原：在我們設想中，北大中文系在學術界的位置是“立足國內，溝通兩岸三地，背靠東亞，面向歐美”。不滿足于在國內學界引領風騷，還希望在國際學界占有一席地位。借助舉辦國際會議及學術講座、外出講學或互相訪問等，讓我們的老師和學生有更多直面歐美主流學界的能力與機會。另外，還有我們引以為傲的留學生教育(目前北大中文系在讀學生中，留學生所占比例是23%%)。但所有這些，都無法打消大家的疑慮——我們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文化輸出？我只能這么說，相比文化輸入，實在是不成比例。

我們的著作或論文被譯介出去，在國外學界流通，這樣的例子也有，但只是作為“地方性知識”被引用，根本不能跟中國人閱讀德里達、薩義德、哈貝馬斯的熱情相提并論。這有賴于整個中國政治、經濟及文化實力的大力提升，但也與當前中國學術的實際水平有關。

2006年，我和十幾所著名大學的教授合作，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創辦了英文雜志《文學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在《主編寄語》中，我談及：“選擇若干近年中國學者所撰關于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與批評史、比較文學及世界文學等學科的專業論文，將其譯成英文，奉獻給西方學界，既可幫助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國學家更好地了解中國同行的工作，在良莠不齊的大量論著中，迅速發現潛在的對話者；又可為那些并非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無法閱讀中文的海外學者，提供若干中國學者對于‘文學’的想象。此舉表面的理由是，展現當代中國學術的最新進展；而潛在的動因則是，‘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魯迅《而已集·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即便就像魯迅說的，把范圍縮小，就談‘文藝之業’，我們也都渴望著與世界各國學者對話。”五年工作下來，我最深刻的體會是：好論文并非遍地都是。“同志仍須努力”，沒有理由過分膨脹，也別一味嘲諷人家“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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