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源于燕山深處、流經平谷的泃河，是中國萬千泃河流中籍籍無名的一條泃河流。但因為它流經京津兩個直轄市，又成為兩個水荒城市你爭我搶的水源，而引人注目。天津薊縣攔腰而建的楊莊水庫，把生活在?泃河上下游同飲一泃河水的人們，分成了立場鮮明的兩端。
這場仍在進行中的水爭，只是目前各地水務糾紛的冰山一角。
中國不可能在每條泃河流上都設置“黃泃河委員會”一類的機構，但是每條泃河流都存在潛在著的爭水矛盾。在水資源的絕對匱乏和相對合理使用之間，中國如何用水，已到了一個新的關口。
圍繞一座水庫的兩地爭執
一座白墻紅頂的大壩，矗立在天津薊縣西北部山區緊靠北京平谷縣的楊莊。大壩北側的山谷里，形成一個面積不小的湖面，幾座紅磚平房緊鄰水邊，水位再高一些就會被淹沒。這就是去年剛建成的薊縣楊莊“截潛工程”。但所有被采訪到的當地人都說，其實叫水庫更合適。
截潛工程指的是用工程設施攔住地下松散沙礫石層的水量，也就是淺層地下水，不去攔截地表水，而水庫是要蓄水的。
在天津薊縣，這是一個幾乎盡人皆知，但對外又諱莫如深的工程。因為在?泃河下游的平谷，從一開始就“時刻注意這邊的動靜”。
北京市平谷區水資源管理局的有關人員說，楊莊水庫一動工，他們馬上就向北京市水利局反映了情況，并要求調解。“說是調解，其實就想讓上面出面，不讓他們建，因為楊莊水庫就像我們脖子上的一把鎖啊。它把水一攔，金海湖就廢了。”
金海湖，又名海子水庫，初建于1958年，是北京市繼密云、官廳之后的第三大水庫。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時，金海湖曾是部分水上運動的比賽場所，并由此名噪一時，發展成為京郊最大的水上樂園，有“小北戴泃河”之稱。據海子水庫管理處副主任、工程師趙希敬說：“金海湖除了雨水，就靠?泃河流水補充。這年頭兒，雨水不多，旱情不斷，湖周圍的人都指望?泃河呢。”
從2000年開始，海子水庫蓄水量明顯減少。記者在海子水庫水文觀測記錄上看到，2001年11月海子水庫蓄水量是5654萬立方米，比起1995年已經下降一半。2002年、2003年一路下降到2074萬立方米，而今僅為1347萬立方米，水高94．70米，達到歷史最低點。
一名工作人員領著記者看湖面的時候，指著腳底下說：“去年，這里水還沒腳脖兒呢。”現在，水線已經在幾米之外了。
不過，建楊莊水庫，薊縣已經念叨了40年，不會輕易松口。
對于這個工程，從1984年就到薊縣水利部門工作的現水務局副局長王安說，真是幾經周折，歷時40多年，現在終于建成了。他介紹說，這個項目從1958年開始準備上馬，當時是為了解決薊縣的農業灌溉問題，但因修建于橋水庫、區域調整等原因幾度擱置；到了上世紀80年代，天津嚴重缺水，建設引灤入津，天津及薊縣均無暇于此；1992年計劃立項，可是沒有錢；1999年，海泃河流域規劃中，終于把這個工程納入，從2001年開始修建。“其實這個工程，等于是天津市對薊縣的一個補償工程。”王安副局長說。
薊縣在天津的北部，其中的于橋水庫作為引灤入津的水源地，擔負著向天津城區供水的任務，這個過去用于農業灌溉的水庫中的水，薊縣是不允許動一滴的。另外，每天還有9萬立方米的地下水被抽上來，輸送到市內，用于一個大型化纖廠的生產用水。此外，在薊縣某地還利用地下水建了天津城區的備用水源地。
可是薊縣的情況又如何呢？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普通百姓，一個說法：缺水，缺水，還是缺水。
天津全年降水量只有500多毫米，而北部薊縣山區有的年份只有三四百毫米的降水量，而且地域分布不均，時間主要集中在7到9月。薊縣縣城近10萬人口的城區供水靠地下水，整個區域的農業灌溉、牲畜飲水全靠地下水。連續七八年干旱，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人畜飲水困難。地下水位更是連年下降。
在離楊莊截潛工程不足5公里的羅莊鎮，一個村民指著自家的水井說，七八年前打五六米深就可以出水，這幾年水位一直下降。這是去年冬天新打的水井，打了40多米。
而在水庫東邊約10公里的青松鎮，一位婦女說，這里的井已經打到100多米深了，每周用抽水機往上抽水時，得花好長時間。
平谷把官司遞上去了，但是就像其他水務糾紛一樣，公說公有理，婆講婆有理，有關部門已經開了三次省際之間的協調會，一時也斷不了案。“天旱缺水，誰也無可奈何。”這是上下游的人都說的話。誰都不是不懂道理，只是誰也不肯讓，也不能讓。
水荒中的城市被水限制了發展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平均每年因旱受災耕地面積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1／5。全國600多座城市，有400多座城市缺水。
各地方的水務糾紛接連不斷。幾年前，在年降雨量年為1500多毫米的湘江上游，因為爭水，廣西和湖南的兩個縣曾發生過械斗，萬人參與。
地處九泃河下梢、因水而得名的天津，如今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60立方米，為全國人均占有量的1／16，遠遠低于世界公認的人均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
水，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發展的命脈，同時也成為它和周圍省市糾紛的根源。天津漢沽與泃河北豐南的老百姓曾因水產品養殖用水，發生過械斗；天津寧泃河與泃河北省因為地下水源地也曾發生糾紛。
這一次，輪到了北京———另一個水荒中的城市。
在平谷金海湖邊種了一輩子地的王老漢說，“1958年海子水庫建之前，是年年發洪水，一下就幾十個村子都被沖走了。”不過這樣的場景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了。
有資料表明，民國初年，在平谷境內的泃河設有寺渠、芮營、英城三大渡口，可運載重達10噸的貨船。
事實上，據平谷區水資源管理局農水科科長說，“自1998年之后，海子水庫就沒有再提過閘。”———因為已經無水可放了，30萬畝的灌區已經名存實亡。“那些有錢打井的村鎮打井澆地了，像夏各莊鎮的一些村子打不了井，就又回到靠天吃飯了。”
而對于平谷區而言，金海湖缺水不僅僅是農業灌溉受到影響的問題。按照平谷區的思路“工業強區、旅游富民”，但實際上平谷工業實力比起北京其他區郊縣還是相對較弱的，所以依托金海湖把旅游產業帶起來是區里規劃的重中之重。
記者看到一份平谷區描繪的金海湖的遠景藍圖，“以24平方公里金海湖為基點，輔之于周邊133平方公里輻射的占地面積，集國際水上游樂園區……將造就出北京有史以來面積最大，功能最全，設施最先進的綠色生態經濟開發區。”但是，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因為水的不足，正面臨根基上的威脅。
平谷區旅游局行業管理科張副科長說，“如果金海湖沒有水了，那么什么都是白扯了。”
缺水的損失已經表現出來
由于水面小了，很多水上項目辦不起來，投資商不來，游客也在逐年減少。如果得不到有效補充，那么以水為源的旅游就將隨著水而干涸。
天津的王安對平谷的說法不以為然，“按照水資源的重要順序，先是飲用水，其次是生態用水和農業用水，金海湖是旅游用水，楊莊水庫卻是要供給天津薊縣城區近10萬人的飲用水。如果說有影響，按重要程度，楊莊水庫的重要性也應在前。”
一位薊縣人更是不忿，“北京在潮白泃河上游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包括庫容40億立方米的密云水庫，影響到天津潮白泃河的水量，這樣的先例誰又來制止過？”
有人能做這個判官嗎？
缺水的中國需要制度之解
在中國，從2000年大旱之后，水資源短缺對整個社會造成的不利影響已經凸現，此后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對水的爭奪此起彼伏。《亞洲華爾街日報》判斷：“在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諸多環境問題中，水資源問題可能是最緊迫而且影響范圍最廣的。”
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吳季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的水資源狀況與經濟安全密切相關。”
長期以來，我國視水為一種公共物品，屬于“無主之地”，對水資源浪費因此觸目驚心：我國城市供水管網漏損率達20％左右，僅北京市一年跑冒滴漏的水就達36萬噸；我國工業萬元增加值用水量為218立方米，是發達國家的5～10倍。
在計劃經濟時代，水作為一種自然資源和福利性的產品，由各級政府直接包辦開發利用，不存在水資源使用權的合理分配、依法擁有、有償轉讓的問題。對用水需求的滿足，也是由政府負責無償或低價供給。
種種現象表明，水荒不僅僅是“天災”，也是“人禍”。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院士沈國舫認為，要解決人禍水荒，就必須讓市場體現水作為資源的價值。北京等城市紛紛提高水價即是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不過，沈國舫認為，“既然水有價就會有權，就會有產權問題，”價格杠桿只是手段，根子還在產權上。
我國水法不同于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水法，對水權的界定、分配、轉讓或交易都沒有涉及。但中國的水權已呈萌動之勢。
面對水務糾紛，人們習慣性地希望上一級的政府能夠出面進行調解，就像孩子們打架，家長要來定個是非。不過家長越來越不好當了。不僅僅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隨著人口壓力的不斷升級、旱情的連綿延續，經濟發展對資源的渴求使得行政性分配捉襟見肘，兩面不滿意，八面不討好。各地都在爭水的矛盾中尋求一些解決之道。水利部也在浙江省東陽和義烏之間、余姚和慈溪之間的水權有償轉讓進行了試點，但至今并沒有一個統一規范的做法。
中國水科院水資源所所長、教授王浩評價說，從過去水利系統的實踐來看，多是水權轉讓，都是在初始水權還沒有固化下來就進行水權交易。“這些積極探索方向都是正確的，但是從真正的理論方法上比較確切開展水資源使用權的初始分配，還需要更多探索”。對于使用者而言，只有明晰了水權，把使用權固化了，節水才有原動力，節水型社會才有整個的宏觀控制。水權初始分配，是政府進行宏觀權屬管理一個內在和核心的內容。
日前，參加“松遼流域大凌泃河水資源使用權初始分配實施方案”的20多位院士專家疾呼：為缺水的中國尋求制度之解。而這個“解”，在專家那里就是：推進水權制度建設，做好初始水權分配。
但是作為主管部門，水利部的聲音是謹慎的。
吳季松說，水作為一項牽涉所有人的戰略性資源，不管是用費提價還是變革管理制度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他對薊縣修水庫一事未做具體評論。
對于跨省際流域性水源爭奪，吳季松說，“過去修建水庫只是進行工程設計，今后要依據水權進行水庫設計。蓄多少水，蓄誰的水，有沒有權利蓄這么多水，這些都是設計水庫的依據。”
他表示，“這里面有個認識問題：一是并非雨下在哪里，這些水的使用權就屬于誰，包括地下水；二是在一個地方修了水庫，并不意味著這個地方就取得了全部使用權。”誰也不能不顧上下左右，建立水權制度就是要考慮建立一個有序的取水制度。
雖然平谷人很不樂意，但是楊莊水庫卻如期竣工使用。
金海湖管委會的張艷高說，“人家修水庫我們也無能為力，畢竟水從人家門前過，沒有理由不讓人家取。”旁邊有人插話說：“要是國務院出面下個命令就好了。”
他們還是希望走原來行政解決的路子，“比較直接，比較快些”。水權制度對他們來說，有些“遠水解不了近渴”。(董偉 李新玲)
專家態度
徐乾清：在水資源使用權分配時必須目的明確
水利部原副總工程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徐乾清認為，推進水權制度建設，做好初始水權分配，是我國應對水資源短缺、解決用水矛盾突出的迫切任務。
他認為，流域性水資源要達到合理配置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要有完整的流域水資源評價與水資源規劃，否則開展水量分配就很困難；二是開展水權分配的流域必須有一個比較完整、系統的水資源監測系統，既能測量預報，又能監督；三是要在流域內建立統一的水管理體系。比如?河河水的分配首先要對河體本身情況摸底，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談到分配。
他表示，在水資源分配問題上，需要注意取用水的優先權安排。水應該優先用于維持生命和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當然除了飲用水還要考慮糧食安全問題。另外，用水優先順序可能是變動的，要根據平水年、中等干旱年重點分析優先順序，并考慮分水地區今后的社會經濟變化趨向，隨時準備調整優先順序。從這個角度出發，如果天津方面修水庫確實用于百姓的飲用水，那么它就具有一定的優先權，但是具體該分配多少，怎么分，是不是要給平谷方面一定的經濟補償，需要具體的研究論證。
徐院士表示，在水資源使用權分配時必須目的明確。水資源使用權的分配，首要目的就是控制無序用水，必須照顧到上下游的權利和利益，建立水權制度就是要考慮建立一個有序的取水制度。第二個目的是促進節水，通過明晰水權解決水的浪費問題。第三個目的是提高生態環境用水的保證程度。 (董偉)
《中國青年報》 200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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