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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因緣際會,張五常趕上了芝加哥大學歷史上最黃金的歲月。“芝加哥學派”正如日中天。從1967到1969的三年間,張五常在芝大的校園里,和執(zhí)世界經(jīng)濟學牛耳的大師們同游,形成亦師亦友的關系;而且,他也經(jīng)歷了新領域奠基時期,不但參與其中,而且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過把癮”來搞學術
這么多年來,張五常離諾貝爾獎總是咫尺天涯。科斯稱張五常是最為了解他的思想真諦的人;他與現(xiàn)代產(chǎn)權大師諾斯、巴澤爾共事多年;他與大多數(shù)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交往甚篤。其中多位公開宣布或者承認,自己的經(jīng)濟學思想曾得益于這位叫斯蒂芬的中國人。1991年,作為唯一一位未獲諾貝爾獎卻被邀請的經(jīng)濟學者,張五常參加了當年的諾貝爾頒獎典禮。
有人曾直言不諱地問他:為何你張五常一直與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無緣?張五常笑道:“我的11個朋友都得了諾貝爾獎,就剩下我一個了,可能我太厲害了吧!”典型的張式回答。
事實上,他在西雅圖教書時,與巴澤爾和諾斯有個研討小組,但他從不參加少有的一次,只聽了一半,就站起來說,我們?yōu)槭裁丛谶@里浪費時間,聽這種沒有一點意思的講演?說完轉身離開。
他興致勃勃地看著這個世界,如同在當年的西河灣街頭游蕩,樂趣無窮。
在華盛頓任教時,張五常家的房子在海邊,他就近觀鱒魚溯流而上、產(chǎn)卵、再回到海中的生命周期,并且思索漁民如何處理以大海為家的鱒魚,由此想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跑到蘋果園養(yǎng)蜜蜂,寫出《蜜蜂的寓言》;十多年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像個瘋子一樣”,賣橘子、賣珠寶,研究市場交易中的現(xiàn)象,逛出了《經(jīng)濟解釋》。
1983年的一個晚上,當他寫完《企業(yè)合約的本質(zhì)》一文,雖尚未成稿,但已知是傳世之作,一百年后還會有人閱讀。
但是,他也太不懂得“謙虛”二字了。反感他的人,不得不承認他在經(jīng)濟學理論上的造詣和天賦,卻看不慣他身上的狷狂之氣。一些老派學者尤其擔心,他宣揚的隨心所欲、不合常規(guī)學術訓練的成長路經(jīng),會帶壞了后生晚輩們。
對于“狂妄自大”的指責, 張五常在《上帝之子》一文中借莫扎特之名言給以反駁:“漠視一個人的成就而批評他是驕傲的人,自己才真是驕傲了。”
“別人都說我是天才。但是,你不知道,我寫論文有多累。我想天才應該不會這么累的。我應該不是天才。”
“經(jīng)濟學家就是被人利用的”
1982年,張五常應香港大學的邀請,從美國回港任教。當時,他已是美國經(jīng)濟學界數(shù)一數(shù)二的華人經(jīng)濟學家。在契約理論、信息經(jīng)濟學和產(chǎn)權分析理論上做出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使得他回歸港大任教成為當時香港學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
回到故地,張五常意氣風發(fā)。對于一個對現(xiàn)實懷有濃厚興趣的經(jīng)濟學家來說,沒有比參與和影響一個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經(jīng)濟體變革進程更激動人心的事了!他本就不是一個埋頭書齋的夫子。
“狂士”確也算得上多才多藝,攝影、書法及藝術收藏方面皆有可觀。仗著這點資本,他曾嘲笑老朋友弗里德曼只有學問的世界,沒有藝術的世界。
但更為人所知的是他見諸各報的散文,他的經(jīng)濟散文妙趣橫生,即使是不懂經(jīng)濟學的人一樣愛看。他愛攪和國內(nèi)的熱點問題,常常拋出驚人之語,譬如“號召打開秦始皇的陵墓”、譬如“中國現(xiàn)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這是個驕傲的老頭,為自己過人的智力優(yōu)勢得意洋洋,對于自己真能扮演的角色和分量,并非不清楚。其實,要是不明白,殘酷的現(xiàn)實終究也會讓他明白這一點。
被人追捧得最高的時候,在內(nèi)地到處巡回演講,到處布道,臺下學子無數(shù);門前冷落時,蝸居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在博客上和報章上繼續(xù)著自己對國內(nèi)外政策事務的觀點和建議,萬般滋味在心頭。
楊小凱生前曾中肯地評價他在性格上諸多的弱點,他說,“張最大的缺點,是處理不好人際關系,包括和政府的關系。”
冷暖自知,聰明如張五常,焉能不知其中的道理?
“我的名氣是你們給的,不是我要的。”“我關心中國發(fā)展,這是事實。但我怎么能改進社會呢?你們不能把我看得那么高。其實,經(jīng)濟學者就是被人利用的,他要實行什么政策,就說張五常怎么講、是支持。如果批評他有什么壞政策,就不理你了。”
斯言,一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