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我想結合我的工作，談談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對我國的宏觀經濟有什么樣的影響。應該說金融危機對我國各個方面都造成了不少的影響，要想談全了的話，像湯敏一樣列出七八個陷井，經過認真的思考和研究的，我也沒有那么高的水平，我想談兩點自己有體會的看法。一個是關于投資的問題，一個是關于宏觀調控的問題。我準備了一張圖，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張圖是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從53年新中國建立不久，到2006年，投資的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們的問題，社科院有兩個著名的經濟學家，劉國光和董輔初，他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研究中國的積累率，到底多少應該是合適的，他們的結論是25％－30％，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投資（積累）率的變化波動是非常大的，最高的點大概是在這個地方（圖），50％多，最低的點是在這個地方（圖），只有16％。什么時候是50％多呢？是58、59年，三面紅旗大躍進，頭腦發熱的時候。最低的時候，是60、61、62年，三年自然災害、蘇聯撤走在中國的專家的時候。投資率的高低，如何解決投資的問題，不僅是改革開放之后遇到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就是一個困擾我們的問題。
今年，2007年大概是55％沒有問題，這是簡單的拿現價比，總投資去比現價的GDP。這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對我們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開始采取投資導向的擴張性的政策，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連續多年了，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的高于經濟增長速度，三年、五年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到什么時候是一個頭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這是一個資本形成率圖（見圖），比我剛才說的比例要低，但是上升的趨勢是明顯的，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資本的形成率是在明顯的上升。
改革開放之后，從八十年代開始時候，國家計委提出按照投資率30％來制訂“八五”計劃。但是實際情況是80年代以來我們沒有一年投資率是30％，都在30％以上。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很大的沖擊，我們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抵御沖擊的影響，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擴張型的財政政策，是投資導向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國債，國家拿了錢搞項目、搞投資。這樣投資導向的政策，就造成九十年代后期之后我們的投資率明顯上升。如果簡單的比，我們現在的投資率已經跟58、59年一樣了，甚至趨勢還要上去，只要我們現在保持投資的增長速度高于經濟的增長速度，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那么這個趨勢還會延續下去。
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圖（見圖），投資消費和進出口對于GDP增長的貢獻率，可以看出來九十年代后期，甚至到2000年、01年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還是消費，圖中深顏色的部分是，消費增長對于GDP增長的貢獻，淺顏色是投資增長對GDP的貢獻，藍色部分是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有了一個變化，亞洲金融危機頭兩年的變化，還主要是靠消費帶動經濟的增長，也是由于擴張型的財政政策，現在使投資增長成為GDP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了。這是不合適的，怎么扭轉這個問題，我建議湯敏先生，這個算不算陷井呢，是中國獨特的特點？還是這些中收入向高中收入轉變的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韓國七十年代轉變比較快的那幾年，投資是比較高的，但是絕對值沒有我們高，持續的時間也沒有我們這么長，日本在六十年代實現經濟倍增的時候，也有投資率高的時候，但是絕對值沒有我們高，持續的時間也沒有我們長，這么搞下去搞到什么時候，才能發生下一個轉變呢？當前我們遇到的問題，在現實中遇到的問題，有一個不良循環（見圖）。
現在我們宏觀經濟面臨著什么呢？面臨著投資增長過快，貨幣增長供給過快，外貿、外匯儲備雙順差的問題，現在很多人說銀行在解決流動性過剩的問題行動不利，但是單純的指責銀行是不對的，這些問題是互相聯系的，在整個宏觀經濟中存在著一個不良循環，這個不良循環初始點是過度投資，過度投資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開始實施投資導向的財政政策，2003年出現了問題，因為2003年第一個季度GDP的增長率超過10％，我們是不是要踩剎車，剎車就自己就來了，那就是非典，到了第二季度，GDP增長只有6％多。
從當時的數據可以看出來，非典來了之后，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跌下來，我們采取的辦法就是貸款放松了一些，投資增加了一些。本來連續多年的擴張型的財政政策正使投資加快增長，非典來了又加了一把火，這樣就出現了2003年底到2004年，出現部分行業的投資過熱，然后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04年、05年流行詞就是產業過剩，國家發改委有材料說明各部分的產能過剩狀況，但是到了2006年下半年，產能過剩好像不見了，談的不多了，哪兒去了呢？有兩個出口，一個是擴大投資，2005、06年每一年都是第一季度投資增長快。還有一個出路就是擴大出口，擴大出口的結果就是外貿順差增加，外貿順差增加后就把球踢到銀行，銀行按照現行的外匯管理制度，要把這些外匯換回增發基礎貨幣，雖然銀行采取了很多對沖措施，但是畢竟造成了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流動性過剩以后，一方面地方政府有投資的積極性，又趕上政治周期，07年要開十七大，地方政府有加速經濟發展的熱情，他們要上項目，說的不好聽一點要搞政績，需要貸款，商業銀行又有欲望多貸款出去，造成進一步的投資擴大。我們解決產能過剩的兩個出口，最后循環回來都是增加投資，這樣使得未來會出現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如果出現更嚴重的產能過剩，還是這兩個出口的話，這就是一個不良循環了。這個不良循環的存在，應該說還是和亞洲金融危機對于中國的影響是有關系的。這是第一個問題，關于投資。
第二個問題，關于宏觀調控。亞洲金融危機對于宏觀調控也有很多的影響，先看這張圖（見圖），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宏觀調控的過程，大的宏觀調控有這樣幾個。一個是1984年、1985年的一次經濟過熱，第二個是88年、89年的這樣一次經濟過熱，第三次是93、94年的一次經濟過熱，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前，那時候講的宏觀調控，都是講怎么樣壓投資、壓經濟增長速度。但是亞洲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個沖擊，就是告訴我們宏觀經濟運行不僅有通貨膨脹，還會有通貨緊縮，九十年代后期這一段，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在搞宏觀調控的時候要注意通脹和通縮兩個方向，和以前的宏觀調控就不一樣了。
所以從2003年再一次進行的宏觀調控時，我們就聰明多了，效果也是比較的理想。大家看這三根線，紅線是經濟增長速度，黃線是投資，白線是消費，在2000年的時候可以看出來這三根線的數值差不多，2003年這三根線明顯分開了，投資一下子增長到27％了，這是我們當時出問題的一個真實反映。再接下來我們開始新一輪宏觀調控，目的有三個，第一個目的是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第二個目的是把過高的投資增長壓下來，第三個目的是擴大消費行為，目前來看這三個目標都實現了，紅線保持穩定，而且不斷上升，在10％以上，黃線是在不斷的下降，下降到2006年是24％，而消費白線多多少少是有所上升的。
從2003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如果看這三根線的話，應該說是比較理想的，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這跟我們對宏觀調控的深刻認識是有關系的，當然這三根線還是需要進一步分析，目前看來投資的增長速度還是過快的。接下來就是宏觀調控常態性的問題。以前我們說宏觀調控，大概有兩條，一條是宏觀調控或者是政府干預，是在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不是經常要做的事，是偶爾為之。還有一個，政府的干預，主要是在總量上。那么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對于那兩個信條都了新的認識。一個是宏觀調控不是再偶爾為之？而變成是常態的了，伴隨社會主義的整個初級階段。另一條，從2003年開始的宏觀調控講的是有保有壓，不僅是總量的問題，而且有結構的問題，結構甚至是更重要的，這些都是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宏觀調控出現的新情況。
從2003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如果看這三根線的話，應該說是比較理想的，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這跟我們對宏觀調控的深刻認識是有關系的，當然這三根線還是需要進一步分析，目前看來投資的增長速度還是過快的。接下來就是宏觀調控常態性的問題。以前我們說宏觀調控，大概有兩條，一條是宏觀調控或者是政府干預，是在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不是經常要做的事，是偶爾為之。還有一個，政府的干預，主要是在總量上。那么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對于那兩個信條都了新的認識。一個是宏觀調控不是再偶爾為之？而變成是常態的了，伴隨社會主義的整個初級階段。另一條，從2003年開始的宏觀調控講的是有保有壓，不僅是總量的問題，而且有結構的問題，結構甚至是更重要的，這些都是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宏觀調控出現的新情況。
現在流動性過剩，應該說是一個總量問題了，吳行長下午講的時候，能不能回答我這個問題呢？（笑）。我們從2003年開始，都是講有保有壓，實際上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宏觀調控。現在流動性過剩以后，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怎么去認識宏觀調控中總量調節和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呢？這是我們面臨的新的問題。我想我就講這些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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