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回歸匯率決策的“公共選擇”本質
當經濟上升到宏觀層面，從來都不是微觀經濟的線性或者簡單疊加。
9月份的幾個星期里，關于到底要怎樣為了“挽救美國宏觀經濟”而向美國次級債市場的投資機構(個人)們提供超廉價或者免費資金的問題，美國政商兩界爭論得彬彬有禮。問題都擺在桌面上，規則也很清楚——在一個有“公共選擇”的宏觀經濟決策體系里，想要由公共資金買單，必須得讓公眾相信，他們確實應該掏荷包。
反觀中國的匯率決策，或者是對人民幣價格怎樣浮動的選擇，通過這組專題文章，我們希望讀者了解，美國的政策是國內勞資兩個利益集團的角力結果，這種政策的風向標是隨美國國內而動的。對于中國人自己，既然目前的外貿、順差、匯率體制與過度資金流動性、資產泡沫、通貨膨脹、銀行風險等互為因果的關系清清楚楚，到底我們為“誰”而改革這一問題，技術上的一再討論最終會逃不過審美疲勞而被模糊了。
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雖然不能像自然科學試驗一樣，幾乎完整復制問題發生的過程，但通過分群體采樣、模擬制度下的人群代表的選擇，可以相對科學地發現公共選擇的結果。就匯率這一宏觀決策問題，如果按經濟份額等比例采樣，中國的出口經濟大概占GDP的40%多，內貿經濟和進口經濟(這兩者有交集，但不影響總量)占50%多，而過度的流動性和通脹對不同產業鏈價格傳導的影響不同，最終會造成系統性的價格混亂，內貿企業和進口企業會怎樣選擇，不言自明。
如果落實到人，不能承受通脹之重的第一大人群就是農民，而且他們的產品和貨幣交換時，始終處于不平等的地位。若在一個“公共選擇”的框架內，聲音的數量對比同樣是有意義的，其選擇傾向亦不言自明。
2007年9月份，人民幣匯率屢次創下匯改以來新高，累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接近7.9%。而央行年內5次加息，其中包含有25天內兩度加息的紀錄。這是否會令人民幣面臨更大升值壓力？
日前，曾在2004年7月至2006年7月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的余永定先生，就廣受關注的匯改和中國經濟問題，接受了本刊的專訪。
時機的遺憾
《南風窗》：從1980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多次匯率制度的改革，如今回過頭來，您如何評價歷次匯改的成果？2005年7月匯改的時機選取得如何，這是否當時最好的策略選擇？
余永定：從改革開放初期一直到匯率并軌前，人民幣匯率總的趨勢是貶值。1994年匯率并軌且官方匯率一次性大幅度貶值。這是一個勇敢的決定，為中國后來的經濟、貿易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此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略有升值。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中國面臨人民幣貶值壓力。中國政府選擇了人民幣匯率保持不變。這也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當時如果人民幣也貶值，中國的金融穩定可能會遭到嚴重沖擊，同時還可能會在東南亞引發新一輪貨幣貶值。
必須指出，2005年7月21日的匯改決定完全正確。但是，令人略感遺憾的是，匯改啟動偏晚、啟動后幅度偏小、速度偏慢。過于謹慎可能已經使我們錯過了讓升值到位的最好時機，把更多、更大的問題，例如，國內經濟日趨過熱、國際收支不平衡進一步加重、更多的外匯儲備找不到出路、貿易摩擦加劇等等，留給了現在和未來。
如今回過頭來設想一下，如果從2003年起，中國每年讓人民幣升值5%~6%，4年下來，升值幅度早已達到20%~25%。現在的經濟過熱或許不會發生，因為升值具有抑制過熱的功效。而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會更加平衡，外匯儲備的增長會少得多，中國資產被外國投資者賤買的情況也要比現在少得多，全球范圍內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也不會像今天這樣甚囂塵上。
更重要的是，若中國企業在那時調整產品結構和出口結構，將不至于陷入現在的被動地位。如果我們在升值問題上果斷一些、動作大一些，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的實質性進展會比現在大得多。
“廉價”的代價
《南風窗》：有些人對于人民幣升值問題的理解似乎有一個矛盾區，認為升值對中國沒好處。但是，如果說有好處，那么它對于中國的好處到底是什么？另外，具體到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情況，人民幣升不升值的問題又在哪里？
余永定：如果把人民幣理解為商品，美元理解為外國人為了得到人民幣而支付的錢，那么為什么非要把人民幣賣得便宜些呢？換言之，為什么為了得到1美元付出8.27元人民幣，而不是7.5元，才符合中國的利益呢？
對于一個中國出口企業來說，出口收入是美元，但美元收入一般會賣給外匯管理局換成人民幣。其收入(以及與此相關的利潤、工資、原材料等)最終是以人民幣計的。如果該企業銷售了1億美元的商品，當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是1∶10時，該出口企業的人民幣收入就是10億人民幣。當人民幣升值到1∶5時，該出口企業的人民幣收入就減少了一半。從出口企業利益出發，在其他情況給定的條件下，當然是人民幣越便宜、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越低越好。
與此同時，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越低，就會有越多的企業被吸引來從事出口生產和貿易。問題是，出口企業的利益是否就是國家的利益？從事出口的企業越多、國民經濟的發展就越好？當然不是。例如，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越高，進口企業所要支付的人民幣就越多，出國經商、求學、旅游者所要支付的人民幣費用就越高。顯然，對出口企業有利的，不一定對其它企業和社會階層有利。
因而，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應該存在使國家的凈福利最大化的最優匯率，還有最優出口/GDP比。中國的出口對GDP比例超過35%，大大超過美國和現在的日本。當然，理想的最優匯率和最優出口對GDP比，在現實中從技術上是無法確定的，但我們至少應該知道：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不是越低越好，中國的出口/GDP比也不是越高越好。
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有助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發展戰略的調整。出口導向是中國階段性發展戰略的主要特點之一，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其中，相當部分代價要由我們的后代子孫支付。中國的出口導向和引資政策必然會導致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以及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1.4萬億美元。持續、大量的雙順差充分反映了中國資源配置的不合理。
第一，以人均GDP(是人均占有資本的參考)來算，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100位之后。但是，從2005年開始，中國就是世界第三大資本輸出國(只要是經常項目順差國，就是資本凈輸出國)。
第二，中國又是世界第三大外國直接投資投入國，但中國并沒有把這些外資投資變成經常項目逆差。既然不把錢花掉，用以購買外國產品與技術，我們為什么要借錢呢？
第三，自從2002年以來，美元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已經貶值20%以上，以后還會貶值，而且可能會大幅貶值。
雪上加霜的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充分顯示，美國金融資產還存在嚴重信用風險。換言之，不管美元貶值不貶值，相當多的美國證券可能會變成廢紙一張。
其實，中國當前國際收支狀況的實質是：窮人(中國人)把錢廉價(收取極低的利息)借給富人(美國人)，然后再用非常高的代價把錢從富人手中借回來(對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利潤率高達22%)。借回來的錢還是用不掉，于是再次將其借出。每次循環，中國就要遭受一次損失。夸張地說，牛奶將被一次次脫脂，直到只剩下水為止。
但是，日本人和德國人都把本幣升值最后轉化為企業提高生產效率的動力，而且取得成功。他們的經驗，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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