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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會”為開端的新五年正在開創中國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未來。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又是中國經濟戰略性調整的轉型“元年”?!笆濉币巹澊_定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是7%。7%不僅僅是一個數字的調整,7%意味著中國經濟將步入一個由高速向常規發展的“新時期”。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為我們展現出過去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輝煌畫卷?!笆晃濉笔侵袊洕筇げ较蚯暗奈迥辏袊洕永m了過去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歷了十年“超高速增長”,年均GDP同比增速達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年均計劃目標分別是8%、7%和7.5%,最終實際年均增速分別達8.6%、9.8%和11.2%,均較原先目標有一定超越?!笆晃濉逼陂g,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接近40萬億元,超過40多年保持全球“老二”的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
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引領作用也更加突出。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支撐。2009年,世界總需求下降了0.6%,中國實現內需增長13%,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1.6個百分點。據世行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超過10%,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25%,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第一引擎。
但是總量指標依然不能完全反映中國經濟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在關注數量性指標的同時,更應期待質量型和效益型指標的增長。
從總體情況看,“十一五”期間凡涉及總量增長的預期指標都超額完成,涉及結構調整的許多指標則完成得很不理想,在反映結構進步的4個預期性指標中,除城市化率外,其他三個預期指標——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未達標。在需求結構方面,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失衡狀況繼續發展,增長過度依賴投資的局面沒有改變,產能過剩狀況相當突出。在產業結構方面,工業部門產值比例長期居高不下,服務業產值增長很不理想。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整體進展仍然較慢,局部有惡化現象,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增大。這些足以說明,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仍未走出原有軌道,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要素投入結構不合理、收入和利益分配結構失衡不僅使資源錯配,也是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的主因,因此,必須從這五大方面入手實現中國經濟的戰略性調整:
一是優化需求結構。近十年“三駕馬車”同比增速平均分別達20%、14%和21%,近兩年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更是達95%和55%。在投資刺激政策退出和鼓勵進口措施下,投資與凈出口的持續高增長動力將減弱,目前已現端倪;消費啟動則面臨收入、社會保障、房價等一系列瓶頸??陀^上看,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已經下降,因此要擺脫過度依賴于外需的增長循環。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于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中國經濟增長必須從投資拉動型、出口拉動型轉向消費拉動型,但這種轉型必然要經歷一個較長的陣痛期。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以均衡化為目標優化多元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促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均衡帶動轉變。中國轉型的最大的突破口就是要建立新的產業體系,要把提高科技創新能力與完善現代產業體系緊密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引領產業持續優化升級,創新驅動經濟結構調整不斷取得大發展。
三是優化要素投入結構。過去30年改革期間,勞動力優勢是催生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和特定的經濟制度導致產出分配趨于懸殊,衍生出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特征。1978年GDP中間儲蓄率占38%,2007年的時候占到了51%。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于低勞動力成本、高儲蓄、高投資、高資本形成。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和供給沖擊的影響,依靠人口紅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形成的所謂“投資成本洼地”效應,逐步減弱,“低要素成本”時代一去不返,這意味著中國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持續了,中國需要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四是優化收入與利益分配結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體現為國家財富的迅速積累,但是相比之下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卻遠遠小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僅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鎖閉了中國經濟成長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因此,必須實現“從國富”到“民富”的戰略轉變,“十二五”時期要按照富民優先發展的基本思路,將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視為有機整體,不僅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的改革;不僅要要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加大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的政策力度,還要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五是積極調整能源結構。目前中國還未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但從當前形勢看高耗能產業的發展速度驚人。近兩年投資高增長成為環境保護的最大殺手。目前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源消耗要增長0.8到1個百分點,即使廣泛采用清潔能源,這一數字也很難低于0.5。2009年中國政府宣布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客觀上也會倒逼經濟增速下降。不論從外部壓力還是內部需求來看,中國要改變“庫茲涅茲增長”方式,必須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發展新興能源和清潔能源作為調整能源結構的突破口。
從歷史經驗看,每一次大的外部沖擊,都會演化為中國經濟邁上新臺階的促動力,中國經濟增長7%目標的確定意味著中國經濟逐步擺脫了“增長主義”的束縛,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經濟的大轉型。中國經濟的車輪以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高速行駛了十年,但對于任何國家而言,幾十年保持10%的增長并不是一種常態,一個成熟的經濟體關注的應該是GDP的含金量是多少?肯尼迪曾經說過:“GDP可以衡量一切,但不包括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是不同于經濟增長的。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的產品與勞務總量的增加,一般以GDP、GNP來表示。經濟發展除了包括經濟增長的內容外,還包括經濟結構的轉變、生態環境、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生活質量以及幸福指數的變化和提升等,是高于經濟增長的。經濟學上所講的經濟發展更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十二五”時期,國家適度調低增速預期,就是為了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和工作重點引導到轉方式、調結構上來,避免單純地追求增長速度的傾向。
當前我們的國家盈利模式正面臨著深度轉型的重大挑戰,長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紅利、人口紅利以及全球化紅利的勢能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未來“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要在外部環境變數多、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生產要素成本提高的情況下,實現高質量、高效益的經濟增長,還需付出很大努力。
為此,國家在“十二五”期間將設24項主要指標,包括12個預期性指標和12個約束性指標,助力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些指標主要集中在經濟結構、科技教育、資源環境、改善民生等方面,此外在效率指標方面,主要是選取了勞動生產率和單位資本產出和單位能源產值等指標,以及反映要素效率的地方適齡人口入學率指標,以期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通過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來推動經濟的增長。
2011年是中國經濟全面轉型的元年,中國能否通過動力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對外經濟結構等增長格局的調整和結構轉換,順利渡過轉型的陣痛期,將是中國真正邁向經濟發展更高階段的關鍵。中國經濟的轉型之路任重而道遠。(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