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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來，全球經濟最大的格局之變就是日益廣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體系的不斷深化。長期橫亙在南、北國家之間的經濟藩籬終于被打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巨大的生產要素價格差也被金融資本視為紅利。由資本追逐利潤的強烈動機所驅動，包括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在內的國際資本開始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流動（在過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長了3.5%，國際貿易年平均增長7%，而國際資本的流動增長是14%），這也就是為什么全球資本流動的格局和規律，與全球經濟分工不斷深化下貿易的大趨勢達到如此驚人的契合。
第一，全球化紅利得益于兩大價格體系失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個國家想要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繁榮，需要構建一個價格體系——它必須能體現出各生產要素所做貢獻的相對剩余狀況。然而，當代發達國家進入了長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并且展開了水平分工體系，也同時形成了發達國家之間的價格體系，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基礎相對落后，只能與發達國家展開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級產品與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交換，由此不斷拉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體系趨于融合，市場的力量必然會對這種極不正常的扭曲情況進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過資本與貿易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發展中國家外部創造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巨大需求，不斷拉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共同推動了貨幣渠道與商品渠道的通貨膨脹。特別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格體系中缺乏定價權，“進口高價格，出口低價格”。中國等國雖然對世界大宗原材料貿易形成強大的需求拉動，卻沒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場競爭的“主導權”，全球價格體系話語權的缺失使資源定價權由資源生產國轉移到資源消費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在多種大宗商品上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不斷提高，這被世界市場冠稱為“中國因素”。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資源性大宗商品進口國，目前我國是全球鐵礦石、銅、天然橡膠和大豆的最大進口國，是原油的第二大進口國，同時也是棉花、玉米、小麥、氧化鋁、鎳等大宗商品的重要進口國。其中，對原油、鐵礦石、氧化鋁、天然橡膠和鎳的進口依存度在40%～60%之間。尤其是近年來，由于國際市場能源、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中國付出了更多的外匯用于進口資源能源類大宗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