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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不在于經濟增速的放緩，而在于體制性障礙對經濟肌體的侵害，中國經濟需要二次體制改革，而新一輪的改革必須從權力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入手，通過掃除體制性障礙，為經濟增長釋放新的活力。
某種程度而言，中國的經濟黃金增長得益于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它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了巨大的動力。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大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90年代國企改革為中國工業發展注入了活力；而進入WTO之后，中國的產品開始走向全球；這些都反映了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制度因素。
可以說，在改革開放的促動下，中國國民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一方面市場化正在加速，但是另一方面原有的權力體系也更加強化，政府干預、權力尋租、資源壟斷正成為固化的權力體系以及權力主導型的經濟模式。馬克思曾經使用“超經濟強制”這一概念來描述政治權力濫用對分配關系的負面影響。在政治性權力介入經濟活動后，經濟活動就背離了一般的經濟運行規律，掌握政治資源的一方在宏觀經濟資源配置和微觀交易行為中獲得優勢地位，造成“權力統治財產”的現象。
權力主導型經濟是中國經濟社會矛盾的直接誘因，分配失衡、資源錯配、價格扭曲……，讓一切市場信號失靈。事實上，我國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許多不合理的收入擴大因素，最為突出的是各種形式的壟斷。那些掌握著壟斷性特權、壟斷性資源的人迅速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行政權力本身也是一種公共資源。因為掌握權力的人員可以利用行政權力來干預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和各種社會經濟活動，通過濫用權力和尋租等行為侵害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
根據王小魯博士的測算，2008年城鎮居民被統計遺漏的“隱性收入”高達9.26萬億元(注：約占當年GDP的30%多，加上這部分遺漏收入，全國居民收入為23.3萬億，約占當年GDP的77%)，其中5.4萬億元是灰色收入。貧富差距越大，經濟將越發依賴資本積累和投資，而消費將被邊緣化，這將導致資產投資泡沫。而且，貧富的代際轉移也很可能將一個社會的貧富狀況固定化、結構化，整個經濟社會變得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