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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走綠色發展之路已經成為中國堅定不移地戰略選擇
今年年初公布的《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個《綱要》還將“綠色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中國“十二五”期間的重點任務之一，并從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環境保護力度、促進生態保護和修復、加強水利和防災減災體系建設等六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目標要求和政策部署。
中國選擇走綠色發展之路，既是對全球范圍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的積極響應，也是中國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中國人口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工業化、現代化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更加嚴峻。多年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并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比如，從2006年到2010年的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期間，全國單位GDP能耗降低了19.1%，二氧化硫和COD排放總量分別下降了14.29%和12.45%，森林覆蓋率達到20.36%，扭轉了第十個五年規劃后期單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上升的趨勢。另外，中國在提高工業“三廢”治理率、持續改善水環境質量和城市空氣質量、增強環境治理能力和生態環境恢復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績。當然，我們也清晰地看到，由于國情特點、發展階段和體制因素等方面的制約，這些成績的取得還是十分初步的，中國經濟資源消耗高、環境代價大的粗放發展方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如果說這種增長方式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還難以避免、因而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話，那么在中國經濟已經跨過中等收入門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無論如何難以適應全球和中國自身資源環境條件的需要，從而也不可能將中國引向現代、和諧的高收入社會。對于這一點，不論是在中國的學術界，還是決策層，可以數已經有了高度的共識。正因為如此，上面提到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將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確定為”十二五“期間發展的一條主線。
第四，制度創新是綠色發展的根本保障
促進綠色發展是一項綜合而系統的社會、經濟系統工程，不是某項政策或措施能夠單獨實現的。需要全社會提高對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自覺踐行綠色消費、綠色生產的理念。市場經濟是消費引到型經濟，消費綠色了，就會對生產發揮強大的引導作用。如果大家都拒絕過度包裝，過度包裝就會沒有市場，就不會生產；如果大家都注意綠色出行，大排量的汽車就會失去市場；如果大家都踐行節能、節水、節電，節約型的器具就會大行其道。促進綠色發展需要依靠科技的進步，需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新型環保材料，以及節能降耗、環境友好型技術和產品的不斷涌現。但綠色消費、綠色技術和產品不會自動出現，需要好的適宜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首先是資源的價格必須理順，必須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使用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其次要通過稅收、土地管理、補貼等手段，制定經濟性的激勵和約束政策。再次是社會性規制和行政辦法。政府在質量、安全、排放等方面的規制必須到位，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知識產權保護、社會誠信建設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也必須健全有效等等。離開了這些體制機制的建設和有效的政策激勵，促進綠色發展就只會停留在口號上，就只能是人們的一種美好愿望。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十一五”以來，中國適應時代要求提出了綠色發展理念，建立了綠色治理體制，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綠色治理政策，為中國的綠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國的綠色發展制度主要集中在命令控制、經濟刺激和社會引導三個方面。一是從中央到地方逐級落實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的具體要求，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污染水平進行管制，制定有關的環境標準，包括污染排放的種類、數量、方式等污染指標，并以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其執行效果。二是通過市場機制引導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各自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對其行為進行成本效益評估，從而選擇有利于環境保護行為，初步建立了以排污收費制度和資源稅為代表的經濟刺激型環境政策工具體系，包括環境補貼、押金返還、環境保險、排污權交易、綠色信貸和生態補償機制等在內的環境經濟手段。三是通過廣泛的道德規勸和輿論影響，如“兩型社會”建設、低碳生活理念宣傳等手段，將保護環境的觀念滲透到企業的經營理念和居民個人的價值觀之中，從而促使符合綠色發展要求的生產消費習慣成為深入人心的自覺行為。
當然，與促進綠色轉型的的需要相比，中國的體制和政策環境還遠非完善和有效。正因為如此，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