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
從我們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十一年已經過去了。我們的祖國在這十一年內經歷了兩次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歷史事變。在一九四九年，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們黨又領導人民取得了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的決定性的勝利。由于這兩次勝利，我們國家的內外關系發生了一系列的根本變化。
除開臺灣還被美國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來騎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已經被趕走了。中國已經成為偉大的獨立自主的國家。
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
封建地主階級，除開個別地區以外，也已經消滅了。富農階級也正在消滅中。原來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正在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
廣大的農民和其他個體勞動者，已經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
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它的隊伍擴大了，它的覺悟程度和文化技術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識界也已經改變了原來的面貌，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
國內各民族已經組成為一個團結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以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更加擴大和鞏固了。
我們的國家參加了以蘇聯為首的爭取持久和平和人類進步的社會主義陣營，同偉大的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關系。我國人民在勝利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制止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兇焰。我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我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
所有這些變化，不但喚起了中國六億人民的空前未有的革命積極性，而且在世界生活中，在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一切被剝削的人民中，不能不發生偉大的吸引力。
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為了完成這個巨大的任務，我們應當正確地總結我們在過去時期的斗爭經驗，繼續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進一步加強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一步健全我國的政治生活，正確地處理國際事務，進一步鞏固我們黨。我們的大會對于這一切問題的討論和決定，將促進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在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
（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在十一年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向全黨提出的任務，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這個任務，已經在一九四九年實現了。
反動派常常自己選擇走向滅亡的道路。我們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方針是要求國民黨同全國民主力量成立聯合政府。還在抗日戰爭初期，我們黨就曾經同國民黨成立了聯合抗日的協議。在以后，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后，我們黨又曾經多次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以圖避免內戰，并且試圖經過和平的道路實現中國的社會政治改革。在一九四六年，我們和幾個民主黨派曾經同國民黨達成了一個和平建國的協議。但是接著國民黨反動派卻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發動了全國的大內戰，企圖消滅代表中國人民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一切進步民主力量。他們想錯了。我們黨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時候并沒有放棄警惕，沒有放棄人民的武裝。我們的政策是：如果國民黨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們所力爭的。但是我們知道，和平的愿望能否實現，卻不取決于我們，而取決于當時的統治階級。如果國民黨反動派一定要把戰爭強加在人民頭上，那么，我們也作了充分的準備，能夠動員人民的力量擊敗他們，使戰爭的發動者自食其果。歷史所作的結論正是這樣。想要消滅人民力量的人們，自己被人民的力量消滅了。
同反動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戰的。即使在戰爭期間，凡能和平解放的地方，例如北京、綏遠、長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我們都做了爭取、接洽和談判的工作，實現了和平解放。但是當著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時候，人民拿起武器來是完全正確的。反對人民這樣做，要求人民向進攻的敵人屈服，這就是機會主義的路線。在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線，還是采取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關系到六億人民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是否應當取得政權的大問題。我們黨采取了革命的路線，因而有了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階級在同幾億農民建立了堅固同盟的條件下取得了全國范圍的統治權力，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政黨，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這就使我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有可能經過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志著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開始。
我國過渡時期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呢？
第一，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工業落后的國家。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工業，首先是重工業，使我們的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而這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的。
第二，在我們的國家里，工人階級的同盟者不但有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有民族資產階級。因此，為了改造舊經濟，不但對于農業和手工業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這就需要逐步進行，需要時間。
黨中央委員會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規定了我們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的這個總路線是在一九五二年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終結的時候提出的，在一九五四年已經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接受，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記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面。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者“左”傾的錯誤。在過去幾年中，從右面離開黨的總路線的傾向，主要地是僅僅滿足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頓下來，不承認我們的革命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不愿意對城市和農村的資本主義采取適當的限制政策，不相信黨能夠領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不相信黨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建成社會主義。從“左”面離開黨的總路線的傾向，主要地是要求在“一個早上”就實現社會主義，要求在我國用沒收的方法消滅民族資產階級，或者用排擠的方法使資本主義工商業破產，不承認過渡到社會主義應當采取逐步前進的步驟，不相信我們可以經過和平的道路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我們黨堅決地拒絕和批判了這兩種錯誤的傾向。很明顯，如果我們黨接受這些意見的任何一種，我們就將不能建設社會主義，或者不能如同今天這樣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
按照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我國已經在一九五三年開始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黨中央委員會原來預計，完成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將需要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踐證明，為了完成國家的工業化，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是必要的，或者還需要更多一點時間。但是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就已經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除開個別地區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
（二）社會主義改造
我國的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根據今年六月的統計，全國一億二千萬農戶中，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已經有一億一千萬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一點七。其中，有三千五百萬戶加入了初級合作社；有七千五百萬戶，即大多數，加入了高級合作社。畜牧業中的互助合作運動，也已經有了發展。
全國個體手工業者參加了各種不同形式的生產合作組織。加入工業生產合作社、生產小組或者供銷生產合作社的，已經占個體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個體漁民、個體監民和運輸業中的個體勞動者，現在也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
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個體小商業也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為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執行代銷代購的業務。
這些成就，主要地是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開始的我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高潮中達到的。
這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高潮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國各種社會條件發展成熟的必然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沒收了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全部官僚資本的企業，包括由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勝利以后接收的日、德、意各國在中國的企業，把它們變為國營的社會主義企業，使國家掌握了最大的銀行，幾乎全部的鐵路，絕大多數的鋼鐵工業，其他重工業的主要部分，以及輕工業的某些重要部分。這就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地位奠定了基礎。
人民政府接著用極大的努力發展了國營工業、國營運輸業和其他國營企業。國營工業產值在一九四九年還只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三，到一九五二年就已經占百分之四十一點五，而到一九五五年，就已經占百分之五十一點三了。
人民政府把全部私營銀行和錢莊改造為在國家銀行領導下的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由國家集中經營銀行信貸、保險業務和黃金、白銀、外國貨幣的交易。人民政府建立了對外貿易的管制，實行了外匯的管理。人民政府又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強大的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掌握了主要的工業原料和主要的貨源，逐步地實現了批發商業的國有化，鞏固了社會主義商業在全國市場上的領導地位。
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使我們取得了對于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但是為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還必須采取適合我國情況的政策和步驟，才能使我國廣大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樂于參加集體經濟，使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太勉強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我們采取了那些政策和步驟呢？現在，我們就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分別地作一些簡單的說明。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在徹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黨沒有采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斗爭，完成了這一任務。我們花了這樣多的時間是否需要呢？我們認為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們采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廣大的覺悟的農民認為，無論是地主或者富農的剝削行為都是可恥的。這就為后來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大大地縮短了農業合作化所需要的時間。
在舊中國的農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農和雇農群眾，他們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們容易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不只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有很大的積極性，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中也有很大的積極性。在土地改革以后，廣大農民群眾的經濟地位是改善了，很多貧農雇農上升為中農。但是由于我國農村地少人多，全國農民平均每人只有三畝耕地（約等于五分之一公頃），南方許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者只有幾分田，所以在農村中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在繼續個體經營的條件下，他們要想過富裕的生活是毫無把握的。這就使占農村人口大多數的貧農和不富裕的農民積極地響應我們黨的號召，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以后，我們隨即在農民中廣泛地建立了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織。這是農民的一種集體勞動組織。由于互助比“單干”優越，在一九五二年參加互助組織的農戶已經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五四年又增加到將近百分之五十八。在互助組織的基礎上，黨中央在一九五二年開始有計劃地發展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但仍然保持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私有的一種初級合作社。這種合作社在一九五一年底還只有三百多個；由于它又比互助組織優越得多，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已經發展到六十七萬個，參加的農戶約一千七百萬戶。從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后，象大家所知道的，由于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糾正了黨內抑制農民的合作化積極性的右傾保守思想，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了特別迅速的發展。隨后，初級合作社又開始大批地改組成能夠更有效地組織生產的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在這種合作社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都由私有變成了集體所有。
事實證明，我們黨采取這種逐步前進的辦法是適當的。因為這使得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中不斷地得到好處，逐漸地習慣于集體生產的方式，可以比較自然地、比較順利地脫離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體所有制，從而避免了或者大大減少了由于突然變化而可能引起的種種損失。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黨的階級政策是，樹立貧農和土地改革以后由貧農上升的下中農在合作社內部的領導優勢，同時鞏固地聯合中農。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在農村中雖然居于少數，但是他們對于下中農以至貧農仍然有重要的影響。這些富裕中農一般地是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還是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但是他們對于走合作化的道路卻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動搖。為了鞏固同中農的聯合，這里的關鍵是必須在合作化運動中堅持自愿和互利的政策。自愿和互利的政策是適用于一切人的，對于中農更有重要的意義。黨不但禁止勉強中農加入合作社，而且規定在合作化初發展的時候，首先吸收貧農和下中農入社，一般地不吸收比較富裕的中農入社。黨又規定，在中農入社以前和以后，特別是在處理入社的生產資料的時候，都不允許損害他們的利益，占他們的便宜；當然也不讓中農損害貧農的利益，占貧農的便宜。國家在糧食問題上的正確政策，也對于中農發生了有益的影響。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國家對于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實行了統購統銷，并且在統購統銷中規定了合理的價格，這就基本上消滅了市場上的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資本主義投機活動。在一九五五年，國家又規定把購糧數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改正了前一年不適當地多購七十億斤糧食的錯誤，這就消除了農民擔心政府收購過多的疑慮。由于黨堅定不移地執行了聯合中農的方針，由于中農看到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無望，看到了合作社生產的日益顯著的優越性，廣大的中農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終于停止了動搖，積極地要求入社了。
對于原來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黨在過去幾年中一貫地注意了領導農民防止和反對他們在合作化運動中的破壞活動，在合作化初期禁止他們加入合作社。只是在合作化運動取得勝利以后，黨才決定分別地根據他們的具體情況，允許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到合作社里進行同工同酬的勞動，以便把他們改造成為新人。
由于實行了以上的政策，我們就能在全國范圍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全國的一億一千萬農戶組織成為一百萬個左右大小不等的、高級的和初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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