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不斷出臺，關于房價的漲落問題一次次被提上人們議論的焦點，房價的居高不下，加之其又不斷層層攀升，使得“滿城盡是房價怨”現象總不落幕。
一面是百姓望樓興嘆要求控制房價；一面是地產商不遺余力地向地方政府大吐“不掙錢、沒利潤甚至填錢做地產”的苦水，消極抵制國家宏觀調控相關政策正常執行，房價問題一時間似乎找不到突破口，合作建房方式的出現有利于緩和這一矛盾。繼北京、深圳、溫州之后，日前，在天津市也出現了希望以合作建房方式獲得住房的群體，截至記者發稿時，該市有合作意向的市民已將近500人，發起人劉革學也成了公眾的焦點。
不要讓地產商把持百姓的房子
“目前，幾大地產商捂盤、炒作提高房價，以此贏取高額利潤，使得中低收入人群買不起房子。面對這種相對壟斷的困局形成的地產泡沫，我們只能采取積極的態度來解決問題，合作建房就是沖破這一瓶頸的一條
可見道路……”，天津合作建房發起人劉革學接受記者采訪時表露出對目前房價持高不下的無奈。
針對目前地產界對合作建房的種種質疑，劉革學對目前高房價進行了系統的分析：首先，責任在政府。作為商人的地產商，唯利是圖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說賺取20%的利潤是正常的，那么賺取200%以上的暴利就應該受到監管了。然而，政府在從20%到200%多悄然而迅速的轉變中，沒有起到作用。房價越調越高或許不是政府的初衷，然而百姓終究是最終的受害者。同時，如果效果始終在與初衷相背離，百姓自然就會對調控的出發點產生質疑。
其次，制度問題，劉革學在跟南方的朋友討論到香港樓市時感到，香港的街道總是高樓林立的，街道和樓間距都極為狹窄。內地卻馬路寬得很，廣場很多———然而，很多百姓卻沒有自己產權的房子住。可能，因為香港的土地是私有的，作為私有者的百姓就可以更多地從自己的生存需求出發來規劃他們的私人空間。而在內地，國家從法律意義上是屬于人民的國家，土地是國家的，人民的國家擁有人民的土地。劉革學說，結果是作為主人的我們卻喪失了擁有和使用土地的權力。
關于房改，劉革學說，在實行住房改革制度以前，百姓有公有房作為住房保證，相當于今天的廉租房，交很少的錢就可以租房來住。然后，改革了———把這方面福利切掉了，但是住房保障卻沒有跟上。雖然說這個土地是我們的，但是我們做不了主。國家是百姓的管家，我們的代理人；我們是所有者，但我們卻行使不了所有權，我們還要花很高的價錢從國家手里買來用。
中國的房地產經濟應該有更健康、更穩妥的發展。需要多模式而不是單模式。地產商寡頭壟斷定價的局面是不利于經濟生態平衡的，不符合百家爭鳴的方針。房地產和自然界一樣，都需要制衡之力，比如廉租房制、比如個人合作建房。
據劉革學介紹，合作建房在國際上是合法的、合理的、流行多年的解決住房問題的模式。發達國家通過合作建房來解決住房的比例通常占10%以上，德國是30%多。而在最早出現合作建房模式的英國，已經流行了100多年。由此可見，該模式在世界上已經很成熟了，我們是可以借鑒利用的。
跨過合作建房“三重門”
在人們鼓勵、支持合作建房的同時，還有一部分被泡沫經濟騙怕了的人對此表示懷疑和反對，理由之一就是發起者有卷款逃跑的可能。對此，劉革學表示，現在報名的幾百人只是在銀行建立一個有10萬元存款的賬戶，存折都是自己拿著，就是說現在還沒涉及交款的問題，等到幾百人的資金能夠召集到一定規模，再把各自賬戶里的錢轉到銀行統一開的個人合作建房賬戶里。賬戶里的資金也是由委托單位———具有房地產經紀資質的投資管理公司統一安排使用，任何合作者都可以隨時查看賬戶里的儲蓄情況，重大事件要公開。
從最初的合作建房到現在的合作購房，怎么控制成本？怎么將成本控制在60%-70%而不超支呢？劉革學的初步打算是請建設公司、監理公司和律師三方共同進行監控。合作者提供給房地產公司的只是啟動資金，但是如果團購的話，幅度是很有限的，這樣購房的意義就不大了。
現在各地的合作建房者共同面臨的“瓶頸”有三個方面：一是資金問題。目前，地價幾乎占到房價的一半以上，前期怎么找錢始終是一個大問題。二是信任問題。讓參與合作建房者開驗資證明，有人覺得有風險。三是土地供應問題。目前土地供應的渠道還不夠順暢。
劉革學對即將面臨的“三重門”表示：“拿地確實很關鍵，特別對于我們這些前期并沒有多少儲備資金的人來說，所以我們倡導購房，目前實際操作的模式也是以‘合作購房’為主，最理想的狀態是選擇在建、擬建和已經建成的樓盤，我們做后期的工作，而不是從拿地開始。”
有分析人士指出，合作購房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講仍舊沒有脫離地產壟斷，但是也確實能夠起到降低房價的作用，且參與者的風險要小于合作建房。在合作建房這一事物剛剛出現，相關政策不明朗的今天，合作購房也將是一條不錯的購房途徑。（高世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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