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有太多學子名落孫山。一些有坎坷遭際的落榜生對自我價值的不斷追問，呈現了這個群體在一條分數線下對時代的非主流解讀
潘大為：1978年考北京電影學院失敗。現為自由攝影師。
“真是萬里挑一”
1978年6月，20歲的潘大為從太原坐火車到北京，參加文革結束后北京電影學院的第一屆招生考試。他記得，當時的電影學院還在北京北郊的朱辛莊，到了北京后，還得再倒長途汽車。
潘大為當時已經做了三年的小學代課老師。雖是教體育，但別的老師如果生了病，他也什么科的課都上。學校領導找他談話，說要給他轉正——每月領50多元工資，但他的心思卻不在這里。
“我的心很大。當個桃李滿天下的老師？我好像不是這個意思。”這時，他聽說了電影學院招生的消息。
潘大為喜歡攝影。他也像那個年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喜歡整夜在家里沖洗照片。周圍的人有個需要拍照的事，都會找他，公認他拍得好。他最喜歡的是，看到早晨時還是濕淋淋的照片，貼在玻璃上被陽光曬干，“噼”地一下跳下玻璃。
潘大為帶了三張自認為還拍得好的照片，到北京報考電影學院的攝影系。
1977年和1978年，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年頭。在文革中停止招生考試11年之后，大學的門突然又向社會敞開。積累了十余年的青年學子涌向考場——這兩年的考生加起來共有1160萬。最終，40.1萬人考上，錄取率為29:1。
但是潘大為報考的電影學院，錄取率又豈止是29:1。潘花5角錢報上了名。他不知道那一屆有多少人來報考這個學院，只知道，他的報名費收據的編號，是30538號，已經到三萬多了。
“我清楚記得，那一年攝影系一共從全國招12個學生。這該是萬里挑一了吧”，潘大為說。
考試的第一關，是面試，三個主考老師，看了他的作品后，問了些不太難的攝影知識問題。潘大為記得，還讓他看了一份測色盲的圖。然后告訴他，回去等消息吧。
潘大為覺得自己都傻了——他帶來的三張如火柴盒大小的三寸照片，沒法和其他考生相比。“人家的才叫攝影作品，不光大，整個顯得很有想法。相比之下，我帶的那個，只能叫照片。記得有個從保定膠片廠來的考生，其實就在給老師放小電影了，他膠卷太多了。”
不想過了兩天，他得到了去參加第二次考試的通知。這次考完后，潘大為知道，自己徹底沒戲了。他不懂得，學攝影還要考美術，考素描，這些他從來沒學過。
大概到了6月15日，潘大為接到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封油印的通知書：“潘大為同學，你積極響應華主席、黨中央的號召，懷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火熱感情來報考我院，這種奮發有為的精神，是十分寶貴的。但由于本院錄取的名額有限，因此絕大多數的同學不可能被錄取。現在，經過初試考查，你報考我院攝影系未被錄取，望你正確對待，堅守本職崗位，安心工作。安心學習，再接再厲，為實現我國新時期的總任務積極做出自己的貢獻。”
“如果那年我考上了，我就會和張藝謀、顧長衛他們同班了”，潘大為說。但是，經歷了這場考試，潘大為明白，自己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他有種眼界突然打開的感覺：原來，自己在此之前還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攝影”二字。
從考場上敗下來的潘大為，匯入了那兩屆全國落榜的1120萬人的洪流。但潘從此立誓，一定要爭取在來年考上這所學校，其他的學校一概不予考慮。
潘大為的全部努力，就是竭力靠近電影。他雖然已經轉到了一家挺不錯的工廠去上班，但卻總往外跑——找機會跑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去幫忙兼進修，去山西電視臺與北京方面合辦的一個電視新聞訓練班里蹭聽。同時，刻苦準備攝影系的課程。
但是，電影學院的攝影系在1979年沒有招生。1980年也沒有，一直到了1982年時，潘大為有了其他的想法。他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實習時，發現在電影廠干攝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活兒。你要從第三助理干起，升到第二助理、第一助理，等到可以單獨掌機時，已經是四十大幾的人了。“那么老的攝影助理還在測光，頭發都禿了”。他覺得，還不如去干電視。
1983年，潘大為進了山西電視臺。他正式放棄了考電影學院的想法。不到一年，他已經開始單獨掌機。
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電視業正在開始起步。像潘大為這樣，從各個途徑進入到電視臺，又沒有大學學歷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很快，從正規科班院校畢業的人，在電視臺開始越來越多起來。
潘大為與這些新畢業的大學生們關系都不錯。他們可以一起拍片、喝酒、侃大山，但他心里總是隱隱覺得，這些人身上有種優越感。“和他們在一起玩時，他們會談到學校啊，同學啊，沒有這種校園經歷，就少一個東西跟他們交流。”
但潘大為心里暗暗立誓，自己要做這一行里最好的。他總是往北京跑，大量看片子。北京有外國電影展時，他一場不落。同時，他盯著這一行中最優秀的人，從他們身上學東西。他沒有同張藝謀、顧長衛等成為同學，但這不妨礙他后來與他們成為朋友。“我的學習方法，一個是從這些優秀的人身上學，一個是看片子。我讀書真不多。但是我讀一本就能用上。”
1989年，潘大為以一部音樂片《好大的風》，入選中國電視藝術家代表團去日本交流，他是代表團中最年輕的團員。后來《好大的風》還進入了北京廣播學院的攝影系教材。這時，山西電視臺就已經盛不下潘大為了，他到了北京發展。
至今，潘大為以一個自由攝影師的身份，出入中央電視臺和各個電視制作單位。來找他拍片的人，從來沒斷過。
提到今天的北京電影學院招生，與他當年參加的考試有什么不同，潘大為想了想說，第一，今天的考生專業準備更充分，第二，是考試后面的“手段”也更充分。
“說實話，對于攝影專業來說，不進電影學院，也可以干出來。但是，全亞洲就這么一個純粹的電影學院，經過專業的培訓還是很不一樣的，有幾個人能自學成才呢？”對潘大為來說，考電影學院落榜，仍是他終生的遺憾。
1987年，潘大為的妹妹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那是我對她下的‘死命令’，”潘大為說，“她考上了，我就像我自己上了這所學校一樣高興。”
崔燕：1991年，為保升學率，學校不允許崔燕參加高考。當時她就讀于陜西省寶雞市寶雞中學88級文科班
“如果回到當初，我一定要去復讀”
15年前的崔燕長相漂亮，性格開朗，思想上晚熟。寶雞中學是重點中學，學校的氣氛緊張壓抑，文科班里卻聚集了一股“逆流”——崔燕和朋友們經常在晚自習間溜出去喝酒，醉了就擊節高歌；或者在周末坐上火車，到觀音山的小河溝里游泳。崔燕說，那是“一群風花雪月的孩子”。
崔燕小時候學習很好，高中卻一直過得渾渾噩噩。臨近高考的6月份，學校舉行了預考，為保升學率，依照預考成績，班里有十幾人不被允許參加即將到來的全國統一高考，崔燕在其列。
90年代初，崔燕父母所在的物資系統，在當地被認為是很好的單位，系統內部有個技校，學生畢業后不必當工人可以在辦公室工作。1991年7月7日，就在崔燕的同學們踏進高考考場的同時，崔燕去參加了技校的入學考試。那一天，她答完題出來，剛好碰見從高考考場出來的同學們。崔燕硬著頭皮上前去鼓勵了他們一番，“其實當時心里特難受。”
在別人焦急等待放榜的日子里，崔燕一個人悄然前往江西的外婆家過暑假，還在外婆家的時候，同學們的信就一封封地來了，說的都是誰誰考上了哪里的消息。
崔燕把技校的兩年稱作是人生中最灰暗的時光。在那里她是班長、優等生，可是學校發的校服她從來不穿，覺得丟人。
崔燕只饑渴地等待著一樣東西——信。高中同學的信，來一封回一封，一周往返好幾封，每封信都漫長得很。在信里，崔燕仿佛看到外面眼花繚亂的精彩世界，也試圖幫他們分擔與那世界初接觸的甜蜜的痛苦。
熬到技校畢業，崔燕分配到物資系統內部的一家機電公司，做汽車銷售。剛工作時崔燕還算是個業務骨干，因為經理是公司里為數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這讓崔燕感到親切。但干了一年多之后，崔燕的熱情就耗盡了。大部分時間，別人是喝茶聊天，她是喝茶看小說。
“當時的工作環境還不錯，但是我的心情一直是沮喪的，覺得自己這輩子可能就這樣了。”在工作之余，崔燕參加了中文專業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一周上兩三次課，堅持了一年多，后來不了了之。
每年，崔燕最盼的就是同學聚會，但這種聚會越來越少。“說來說去也還都是當年那些老事，我們這群人在一起從來不聊工資、不問買車買房，要比，我們會去找別人。”
當年技校的同學們，大都是一畢業就忙著介紹對象，早早結婚生孩子，可是崔燕不，一年一年，她在旁人異樣的目光里固執地等待著愛人，也等待著命運的轉機。
1997年，在一次雜燴式的同學聚會里，崔燕見到了現在的老公，當時他正在南京某軍校讀研究生一年級。與這名初中同學建立起戀愛關系后，崔燕像變了一個人，學外語、準備考會計職稱，整天精神抖擻，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將在兩年后改變。
1999年夏天，崔燕離開寶雞，如愿來到南京隨軍。秋天，崔燕在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是丈夫的一個熟人幫忙介紹的。那是一家美容機構，面試時老板娘對崔燕的談吐氣質十分欣賞，并沒多問她的學歷就把她留下了。后來老板娘又把崔燕介紹給她丈夫開的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崔燕在那做了一個月出納后，即升任財務主管。雖然這樣的職位在對外招聘的要求上也寫著：大學本科畢業，英語6級，但他們看中的是她的業務能力和軍嫂身份。
2002年，崔燕應聘到另一家公司做培訓主管。在遞交申請材料時崔燕謊稱自己是陜西財經大學畢業，對方看了她的工作履歷，就叫她過去試用。起初，公司人事部門幾次催她把學歷證書交上去，她勉強搪塞，后來待她的工作上了正軌，人事部門好像也把這事忘了。
2003年，崔燕通過了注冊會計師考試的第一門。這一次，她學得非常刻苦。“文憑一直是我的一個情結。我覺得無論如何，必須給自己一個說法。”
2004年，崔燕懷孕生子。
2005年，崔燕得知，她曾經工作過的機電公司解體，職工都買斷工齡下了崗。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高考絕對是決定命運的最重大的機遇，如果再回到當初，我一定要去復讀，讀到考上為止。”2006年夏天，崔燕帶孩子在寶雞度夏，9月，她準備一個人回南京，參加注冊會計師資格的另兩門考試。
于曉明：1999年參加高考，落榜后曾上民辦大學，一年后退學自主創業。畢業于煙臺榮陽一中
“自主創業：是拿命換來的”
“你有四十了吧？”每當聽到初次見面的人如此推測自己的年齡,嘆號和問號都會接連產生在于曉明面前,“我有那么成熟嗎?！”
每晚,結束了當日的工作與應酬,于曉明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向自己的“宿舍”——十幾元可以過一夜的洗浴中心。第二天他提前到辦公室換好工作服,又開始了新的一天。
他是一家二十幾個員工規模的電腦公司的負責人。公司資金短缺, 為了最大程度的節省開支，他已苦苦支撐了一年。
于曉明曾經對自己前程似錦的未來毫不懷疑,在市政府做官員的父親為他設計好了名牌大學畢業后出國深造的發展路線，甚至已經討論到帶著媳婦回國,買什么酒好的細節。然而高一下學期父親的突然去世讓一切轉眼成空。家道中落,于曉明和母親飽嘗了“人走茶涼”的滋味,依靠母親看倉庫的微薄工資和每個月十幾元的補助，母子倆勉強度日。
從那時起，于曉明對高考失去興趣，想盡快工作。高考成績還沒出來，他就去了煙臺的一家賓館做服務生。放榜后他也沒去查分,母親打來電話告訴他落榜了,叫他快點回去想辦法,他也沒有理會。
拗不過執意要自己上學的母親，于曉明帶著行李來到位于青島的一個省級民辦大學——濱海學院，開始了自己的大學生活，學習當時很熱門的計算機專業。
于曉明很快發現學校里教授的知識過于理論——雖然每天都在講CPU，但有的同學直到畢業都沒見過CPU。
他開始將注意力轉向能力鍛煉，擔任了班長和學生會干部，每天忙于組織各種學生活動。大二上學期他退學了，離開的時候甚至還沒想好退路。
工作前兩年，于曉明先后在青島信息城的兩家電腦公司任職，當他經歷了與老板的意見不合后，前思后想，下定決心開辦自己的公司。
于曉明把家里僅有的4萬元錢全投了進去,這僅夠交一年40平方米門市的租金。他開始一點點跑業務，公司從最開始的3個人慢慢擴大。
雖然嘴上不愿多說，但于曉明知道自己一直沒有走出高考的陰影。“我從來沒有經歷過平等,不論是在家庭還是工作的領域,高考是惟一次平等的事情，但我卻沒有把握好。”失敗的巨大恥辱感，來自于對自己寄予厚望的母親與親戚。
“我已經失敗一次了，不能再讓我的親人忍受我的失敗”，公司曾經遇到過數次難關，都在于曉明破釜沉舟的堅持下挺了過來。回過頭來看自己工作這四年，他感覺如果有些成績，“那也是用命換來的”。
在學校時他曾經有個女友,工作后，于曉明一年多都沒有陪她逛過一次街,隨著應酬越來越多,白天說太多話，晚上到了家話也懶得說。開始時累的倒頭就睡,后來是連續八九個小時看碟,一部電影看七八遍,傻傻地樂,卻記不住情節。女友最終離開了他。
“我總想再堅持一下就好了”,這三四年于曉明其實老想休息,有時他會逼自己把工作放在一邊，在一個環境好的飯店住上一天。可第二天就后悔了,心里有負罪感。
“我把自己逼得太緊了，已經停不下來，只有到我能在青島買一個像樣的房子和車，把母親和家里的老人都接出來。我的心理壓力才能緩和，也許那時我才能洗刷高考失敗的這個恥辱。”
我們那個班：
1975年，潘大為畢業于山西省太原三中。全班同學近60人。考上大學的，不超過10人。多數都是在山西本省的院校，只有一人去了西安，一人去了華東。大學畢業后，有的進了山西省的報社，有的進了大型國企，有的去了醫院。現在，這些人大多工作穩定，但收入有限。而沒上成大學的，有的在商店里當售貨員，有的在區級的工廠里干活。現在下崗的也多數是這些人。“下崗的人，占了班里同學的百分之六十。”潘大為說。
我們那個班：
1991年高考，崔燕所在的班，考上大學的和落榜生各占一半，25個落榜生，有的選擇復讀，有的通過其它成人教育機構拿到文憑，最后，沒有拿到大學文憑的人不超過10個，時隔多年，很少有同學了解當初那些落榜生的生活狀況。
我們那個班：
1999年，第一年大學擴招，于曉明班上的同學，高考的情況要比往年好很多。班級里有70人,考上專科以上的占一多半,而且不乏北大、清華、浙大這樣的名校。落榜生占另一半,十幾人自費去加拿大留學,這屬于家里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也有一些人因為家里有關系雖然落榜但上了大學，如去讀軍校的；剩下有的同學復讀，有的去上民辦大學。
現在，當年繼續上學的同學大部分剛畢業一兩年,事業順利的比較少，正處于頻繁跳槽換工作的上升階段，也有的人到目前還沒有工作。
于曉明所在的煙臺榮陽一中，是省重點學校。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黃艾禾 曹紅蓓 孫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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